三 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村革命

与城市反帝运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同时，在北伐军所占领的省份内， 农民运动也蓬勃地发展起来，出现农村大革命的局面。

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后，毛泽东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他在九月间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深刻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提议要有大批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向土豪劣绅争斗”， “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制定一个《农民政纲》，提出如下主张：推翻农村中的劣绅政权，建立农民平民政权；农民参加县政府；武装农民；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佃户有无限期的租佃权，并由农会同革命政权的代表共同规定租课额；禁止压迫契约、禁止重利盘剥、取消苛捐杂税等。

十一月中旬，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健全了中央农委机构。农委由毛泽东、阮啸仙、易礼容、陆沉等七人组成，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就近

指导湘、鄂、赣、豫等省的农运工作。以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进驻武汉后，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农民运动方面。在共产党的领导发动下，同时也在左派国民党的赞助支持下，湘鄂赣等省出现了农村革命的高潮。

早在北伐前夕，湖南已有农民协会会员三、四十万人。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农村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参加大会的有五十二个县、两个特别区的代表一百七十人， 代表有统计的农会会员一百三十多万人，工农群众二十万人参加了开幕典礼。毛泽东应邀在大会上作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和关于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减租减息、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决议案。最后选举了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会，并建议成立全国农民协会。这次大会加速了湖南农村大革命前进的步伐。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全省已有五十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人。

湖北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二六年七月，农协会员仅有七万二千人，到十二月即增加到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武昌召开了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四月上旬农会会员达到一百万人。

在江西，一九二六年十月农协会员仅六千余人，十一月就发展到五万余人，一九二七年一月达到三十八万二千人。二月在南昌召开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省农协。

此外，河南、福建、浙江等地的农民运动都有相当的发展。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全国各地农会会员达到五百万人左右。

农民一经组织起来，便在农村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他们向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夺权斗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对地主阶级实行专政，对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 予以处决。在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同时，农民还从经济上打击地主阶级， 开展减租减息减押斗争。有的地方已经自动丈量土地，准备分配。在文化思想上，广大农民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农民禁止迷信活动，没收祠堂庙宇作会所或办学校。推翻了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农村大革命冲击了束缚妇女的夫权，各级农协都设立了妇女部，不少妇女拿起梭镖同男子并肩战斗。农民还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修道路，修塘坝，开办合作社，举办农民学校等。

农村大革命的兴起，使阶级斗争出现空前激烈复杂的形势。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又怕又恨，恶毒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他们捏造农民运动“妨碍税收”、“破坏社会秩序”、“影响北伐”的谎言，作为攻击农民运动的借口。他们还成立反革命组织（如左社、白化党、保产会之类）和反革命武装，捣毁农会，残杀农会干部，甚至进行反革命暴乱。一九二六年九月， 北伐军攻占湖北阳新，阳新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正当农民斗争蓬勃开展之时，阳新反革命势力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惨杀了省农协特派员、县农协委员、县工会干部九人，制造了阳新惨案。阳新四乡农协会员同反革命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三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听取了关于阳新惨案详情的报告，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组成查办委员会，负责迅

速处理这一案件。在军队的支援下，阳新农民开进县城，逮捕了反动县长和公安局长，改组了县警备队，迅速恢复并发展了工会、农会和工人纠察队等组织的活动。阳新事件，是当时阶级斗争空前尖锐复杂的一个突出事例。

湘鄂赣等省兴起的农村革命，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但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革命运动，也不可能不存在缺点和问题。如有的地方曾忽略中间阶层的利益，有的地方有过吃大户、剪长衫之类“左”倾幼稚的举动。在农运中还曾出现过“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扩大了打击面。但缺点和错误不是农民革命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