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整理国故”、考辨古史和“新红学”

五四运动后，胡适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接连发表《井田辨》、《论国故学》等文章，在学术上打起了“整理国故”的旗号，并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和一九二三年一月创办了提倡整理国故的《读书杂志》、《国学季刊》。一时间，研究国故的风气盛行起来。

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考据的方法从训诂、校勘、辨伪等方面去整理古书。胡适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①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是有政治目的的。首先，是引导青年躲进“国故”的蜗庐里，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他高唱“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②就是要把青年完全引进故纸堆中。第二，是借整理国故来宣传他的实用主义。胡适说，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学理”，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感受学理的影响”③。他提倡整理国故，就是要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实用主义的“学理”，阻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后来他曾毫不掩饰地说：“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名’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④。

学术界发表的整理国故的文章，最多的是古史辨伪。这些文章后来由顾颉刚汇印成《古史辨》。疑古辨伪是当时史学界盛行的学术风气。疑古的口号本来是钱玄同所积极提倡的。这种疑古精神具有反封建的积极一面。它怀疑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的儒家经典和封建道统所依据的古史，这在当时是反封建思潮的一个方面。古史辨派考证古史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他们的历史观是错误的，这就使疑古精神和辨伪工作走上了歧途。胡适否定《诗经》以外的古文献，否定东周以上关于古史的有关记载与传说。顾颉刚在研究古史中提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说尧、舜、禹等人和他们的历史本来都是没有的，西周以后的人一步一步地造出这些人和他们的历史来，越说越周密。所以这些人和他们的历史都是“层累地造成”的。照这样，流传下来的传说就没有一件能保存原来的真相，这必然要导向历史抹煞论。顾颉刚研究古史的结论之一是，禹“大约是蜥蜴之类”的一条爬虫①。“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精密

①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② 胡适：《论国故学》，《胡适文存》一集卷二。

③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一集卷四。

④ 胡适：《介绍我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下）。

① 《古史辨》第一册，第六三页。

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②。

胡适派整理国故的反动政治作用，受到了当时进步文化界的抨击。一九二四年一月，鲁迅在一篇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中，揭露了胡适用整理国故抵制革命，引导青年脱离现实的谬误。指出：“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谎谬绝伦”③。郭沫若在《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中指出： “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份内事”，“但他却不能大锣大鼓四处宣传：“你们快来学我！快来学我！’”他还指出，这种整理，“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④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思想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也以“五四”为界而有了新旧之分。

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用实验主义的考证方法考证小说，在一九二一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随后俞平伯写了一本《〈红楼梦〉辨》。顾颉刚在为《〈红楼梦〉辨》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了“新红学”这一名词。此后人们便把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称作“新红学”。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批评了索隐派旧红学的穿凿附会。他认为“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经过考证，胡适认为：《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著的。著书的年代大概在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去。《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这部书最初只有八十回，后四十回是由高鹗补写的。从《红楼梦》研究的历史说，新红学比旧红学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新红学也暴露了它的唯心论的性质。胡适断定《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把这部著作说成是“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作品。这就抹煞了这部伟大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思想内容，否定了它反封建的社会意义和书中主要人物的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