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战
自《新青年》提倡新文化以后,又经过了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在思想界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从此在思想界公开反对科学的人是很少了。在“五四”以后,梁启超发出了“科学破产”的叫喊。他说:唯物派的哲学家,崇尚科学,“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否认人类意志自由,使人对善恶不负责任,因而“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造成军阀财阀的争夺,结果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受到极大的祸害。这说明了科学的破产。他认为,这科学的破产也就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生观的破产。人生观受“必然法则”支配的思想,造成了思想界的危机。
一九二三年二月,张君劢作了《人生观》的讲演。他并没有提出他所主张的人生观,而是集中反对科学法则支配人生观,认为只能用玄学解释人生观。他认为: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 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总之,人生观“无客观标准”,“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他认为科学可以说明自然现象,而人类的精神现象则科学管不着。这是反对科学发展的一种思想, 是“五四”精神的反动。
四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劢的《人生观》。此后,除了张丁二人反复争论以外,还有不少人参加辩论。这就是人生观问题的论战,或叫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十一、十二月,陈独秀、胡适为讨论集《科学与人生观》作了序,同时瞿秋白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这场讨论基本结束。
丁文江说,玄学鬼附在张君劢身上,要打这个玄学鬼。张君劢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丁则认为:“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不是科学的材料”。人生观要受伦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的支配。丁还认为科学方法不但是求真理所必需,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他引胡适在一篇文章中的话作他的结论:“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在争论中吴稚晖提出了“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他说: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在“宇宙大剧场”上演戏。如此看人生,便是人生观。明白地说,他的人生观包括:“(甲)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乙) 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观。(丙)覆天载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观”。他把前二者又叫做“人欲横流的人生观”。依他的人生观看来,“食的性,色的性,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性,并没有什么善恶”。“人欲横流的人生观”,“不见得同道德有多少的冲突”。吴稚晖是一个无耻的文人和政客,惯于用玩世的庸俗的态度和文字,谈论重大的严肃的问题。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宣扬的是剥削阶级腐朽的人生观。该文虽曾哄动一时,但对这场讨论只有消极作用。
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自称为“信仰科学的人”。他提出了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并把它说成“科学的人生观”或“新人生观”。“人生观是因知识经验而变换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是建筑在“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这种人生观认为:在自然主义的宇宙里,人是极其渺小的。因果法则支配着人的生活,生存竞争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但他能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利用它来驾驭天行。因果律不见得束缚他的自由,生存竞争的观念也不见得使他成为一个冷酷的畜生。在这个人生观里,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但是在实用主义者胡适看来,人生观是一个假设,这就否认了人生观产生的客观依据,当然更否定了它的阶级性。他更不能正确解释自然法则和人的行为的相互关系。
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说:时代不同人生观也就不同。人生观是客观的环境造成的,决不是主观的意志造成的。这是社会科学可以说明的,决不是玄学可以说明的。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的客观因果所支配,不是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他的结论是:“只有客观的物质的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在讨论中陈独秀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意见。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瞿秋白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他抓住了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不同,自然界只有无意识的盲目的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而在人类社会里活动的则是有意识的抱有一定目的的人。人的一切动机(意志) 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律支配的。“所谓‘意志自由’当解释作‘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人的意志若不根据因果律,则没有自由。但是, 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受必然规律的支配,并不是说人类是纯消极的因素,“正因为他们在斗争过程里不断发见历史的‘必然因果’,所以能使人类运用‘自然律’及‘社会律’同登‘自由之域’”。瞿秋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正确说明了人生观的基本问题。
在这场争论中,玄学派的张君劢公开主张唯心主义的“意志自由”论, 否认精神现象受客观规律的支配。“科学派”的胡适、丁文江坚持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但他们把人生观看做由知识和经验而得出的一种“假设”。他们的看法,归根到底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也不能正确地说明人生观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场争论表现了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科学思想的深入发展。这场争论表明,科学不仅能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它还要求说明人类精神现象。在这个问题上说明了玄学的
无用和实用主义的无能为力,却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