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一二九运动后，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平津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一九三六年一月又成立了华北学生联合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学生运动开始走上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表宣言，号召爱国学生“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士兵中去，到游击战争中去，到民间去！”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到河北农村，向农民进行抗日宣传。一月下旬， 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也组织了救国宣传团，在京（南京）沪铁路沿线的农村， 用各种方式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并在沿途各地组织了农民救国会、民众救国会。广州、徐州、济南等地学生，也先后到农村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各地学生到农村去进行宣传，不但把抗日救国的道理带给了广大农民，也使青年学生从农民那里受到教育，得到锻炼。

在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一九三六年二月，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镇压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逮捕爱国学生。本月，仅北平被捕者就达二百余人。三月，河北高中一学生惨死狱中，消息传出后，北平学生于三十一日举行了抬棺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有五十余人当场被捕。四月，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学生运动进一步与社会各抗日阶级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了。五月，日本帝国主义以“防共”为名大量增兵华北，并在古北口等地筑炮台。五月二十八日，天津学生和工人举行示威。六月十三日北平各大中学学生罢课，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天津、北平学生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示威游行迅速扩大到全国，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学生也纷纷起来响应，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掀起了一二九运动以后又一次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怒潮。

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扩大起来。一二九运动一爆发，上海文化界立即行动，于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伪组织和华北自治，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

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宣言说：“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①十二月十七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再次发表宣言，提出八项救亡主张：（一）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公布过去的外交经过；（二）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三）停止一切内战；（四）武装全国民众；（五）保障集会、结社、出版的绝对自由；（六）罢免并惩办一切卖国的亲敌的官吏；（七）对敌经济绝交，全国恢复抵制仇货；（八）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②紧接着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也正式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宣言表示完全赞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所提出的一切主张，表示对“任何压迫，无所畏惧”，呼吁“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③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党中宣部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把爱国救亡运动说成是“共产党阴谋”，借以威吓各界爱国人士。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一文，严词批驳国民党中宣部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恶意攻击，要求国民党政府“纠正自己的谬误”，“转变”“亡国灭种的政策”①。

妇女界也奋起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妇女界成立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全国妇女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支援学生爱国运动，并举行游行示威。

一二九运动后，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和沪杭甬铁路工人，先后召集群众大会，发出通电，援助学生，要求对日宣战，武力讨伐汉奸殷汝耕。十二月十八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职工，号召他们在各地、各工厂，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同时号召组织工人救亡会、各业工人抗日救国会，与全国各界一起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此后工人的斗争一直在继续。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海大公纱厂日本监工打死中国工人，上海工人立即举行了反日示威和罢工。这次斗争推动了已经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十一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至十二月，先后参加罢工的共二十六个厂，四万五千余人。为了响应上海工人的罢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三万多人，在十二月宣布总罢工。上海、青岛工人的大罢工，带有浓厚的抗日性质，并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融成一体。

在全国各抗日阶级、阶层、团体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的基础上，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七十余人。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大会宣言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宣言说：“我们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取领导权，不替任何党派争取正统，而只是要

① 《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

②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大众生活》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出版。

③ 《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宣言》，《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① 见《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促成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我们要努力保持高度的超然性和独立性，而决不愿帮助任何党派去攻击任何党派。自然，对于任何当局对敌人的妥协，我们是要反对的，是要严重抗争的。”宣言指出：国民党中央当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主张，大会“在原则上完全赞成”。但大会认为国民党“一面主张精诚团结，而一面又主张暂置外侮于不顾，先以内战手段排除异己”；尤其最近颁布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不但丝毫没有表示放弃一党专政，反而想进一步在立法上巩固一党专政的基础，加紧对异己势力的压迫。“这种褊狭的、意气用事的见解和带有权术意味的手段，和精诚二字是背道而驰。” 宣言向各党各派建议：（一）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二）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三）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四） 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的纲领的忠实履行；

（五）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纲领，以及种种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宣言性文章。他们认为：“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抗日救国“必然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所以全国各党各派“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联合战线上的各党各派“可以有不同主张”，“只要在抗日救国的一点上，求得共同一致”。“互相宽容是联合战线的第一要义”。“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但不能为任何党任何派所利用”。他们指出：（一）蒋介石“处全国最高统治地位”，“应该赶快设法，作抗日救国的真正准备”。希望蒋介石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这三件事做到后，“内”不必“安”而自“安”。随后更希望蒋介石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发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二）同情西南当局出兵北上抗日的宣言，但希望西南当局“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当局对立的态度”，并在自己直接统治的区域内“使人民有抗日言论及行动的绝对自由”。（三）希望华北当局“不再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不再逮捕殴打抗日的民众”。（四）希望“握着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五）希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应该竭力避免那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纠正”“共产党里面的左倾幼稚青年的个别行动”和“宗派主义包办方式”。（六）希望一般大众了解，目前我们民族的大敌只有一个，我们只有把这共同的大敌打败以后，才能彻底解决一般民众的生活问题。所以在目前，我们“只有暂时忍耐些，迁就些，避免为了我们内部的纷争，削弱抗日救亡的力量”。民众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竭力督促政府出兵抗日”，而且“尽可能与政府合作从事抗日”。

伴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全国各地救亡团体的纷纷成立，救亡刊物也大量地涌现出来。据统计，全国救亡刊物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

《大众生活》，虽有国民党政府的查禁和扣压，但每期发售量达十五万份以上，创国民党统治区刊物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正当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时，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在上海悍然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罪名是“危害民国”。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立即举行援救运动。宋庆龄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对爱国志士的无理压迫。北平、西安等地都举行援助救国会领袖的示威运动，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九三七年六月，宋庆龄等十七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为此发表宣言，全国各界纷纷响应。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沈钧儒等七人光荣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