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者的古史研究

从一九三○年上半年开始，中国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当时所以对这个问题展开争论，是与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和共产国际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前后，曾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作出过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论断。他指出：封建压迫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 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①但是，从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开始，托洛茨基趁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失败之机，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发起攻击。他认为：在中国，封建关系已无足轻重，资本主义关系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统治的地位”。中国革命的任务，对外主要是争取关税自主，对内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另一个俄共党内反对派头目拉狄克，则把商业资本当作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无所谓封建势力， 只有商业资本家”，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就一直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思想界。

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也促使人们对革命的一系列问题重新加以探讨。其中，主要是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问题。而这几个问题的解决，又都离不开对社会性质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六大”和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中，都肯定第一次大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现阶段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是革命的两大任务。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取消派则主张托洛茨基的观点。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围绕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这三种社会势力的相互关系及农村经济性质问题而展开，中心是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一九三○年三月，共产党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发表李立三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批判了托派理论。同年上半年，进步刊物《新思潮》连续刊登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章。五月出刊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号》， 刊载了潘东周的《中国的经济性质》、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将来》等文。①六月，潘东周又在《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上发表《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一文。这几篇文章，基本上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其中又以潘东周的《中国的经济性质》一文更为重要。

潘文分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相互关系，指出： “帝国主义入寇中国以后”，一方面，打破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使中国经济组织，走上了新的途径”；另方面，则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关系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

① 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一五四、一五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① 潘、王等的文章登在《新思潮》杂志上，故一般称他们为“新思潮派”。

以，中国就只能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下，而不能发展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文章列举事实，批驳了托派“残余之残余”说，指出：中国虽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但是，封建关系仍然占据着中国农业经济的优势，而中国又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所以，封建关系“实际上就占了整个中国经济中的优势”。王学文在文章中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中占优势和主要地位的，是封建半封建经济。

李立三和潘王等的文章发表后，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和攻击，其中主要人物是托派分子任曙和严灵峰。一九三一年初，任曙发表《中国经济研究》一书；六月，严灵峰发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①后又写《追击与反攻》一书。他们的主要错误观点是：

第一，抛开对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研究分析，宣扬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任严的共同认识是：封建经济就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帝国主义侵华以来，自然经济已经崩溃，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并支配了全国穷乡僻壤”，所以，“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②这里，他们不但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 而且对中国商品经济状况也做了极度的夸大。任曙更进一步把对外贸易看作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他根据对外贸易的某些统计资料， 断言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了优势”。

第二，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封建势力的关系上，鼓吹“绝对破坏论”。严灵峰的逻辑是：既然“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而资本主义同封建的经济制度又是“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任曙也极力反对“帝国主义维持封建残余”的观点， 攻击这是“荒谬绝伦”。他们无视资本主义经济在一个独立的国家内和侵入到一个丧失独立的国家内所起的不同作用，从而抹煞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事实。

第三，在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关系上，鼓吹“一视同仁”论。任严都否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宣扬：两种经济都是“中国地域内的”“统一的中国经济”，即使是帝国主义排挤民族资本而扩张其在华的经济势力，那也同样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们主张对华洋资本要“一视同仁”。

第四，曲解农村的阶级关系。严灵峰说：中国旧式地主已经破产，“占有中国广大土地的，⋯⋯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资本家”，即“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任曙也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了”。严任的这些论断，完全否定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主要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对立。

第五，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

对于托派分子的攻击，马克思主义阵营予以回击。比较重要的文章有：

① 这本书由三篇文章组成，前两篇曾于一九三○年七月和九月发表在《动力》杂志第一、二期上。一般称严灵峰等为“动力派”。

② 本目所引任曙、严灵峰的话，均出自《中国经济研究》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两书。

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九三一年六月）、刘苏华的《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一九三三年四月）等。

刘梦云指出：任曙的“全部理论是建筑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上”。他认为，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刘梦云既肯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且大大的扩张了商品经济的领域”，又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变成它的附庸”。针对严任曲解中国农村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谬论，刘梦云分析了地主经营土地和剥削农民的租佃方式，指出“那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式的剥削”。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正是这种封建的剥削。刘苏华在文章中揭露了任严等托派分子反对中国革命的反动实质。他指出： 把目前的中国说成“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托派“跑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的出发点”。托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空口号来和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口号相对立”，“反对现阶段的革命运动”。他们对华洋资本的所谓“一视同仁” 论，“根本上就是要取消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刘梦云、刘苏华及“新思潮派”的文章，虽然也有立论错误的方面，如对封建关系在中国的作用和影响仍然估计不足，而对资本主义成分则有些夸大，在革命对象问题上把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相提并论等，反映了当时存在的“左”倾思潮；但是，从总的方向上说，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宣传了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思想，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推动作用。一九三二、三三年间，虽然继续有刘镜园说中国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任严的继续“答辩”和“反攻”，但他们的阵地和影响是愈来愈小了。一九三三年前后，吕振羽等比较确切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一九三五年，又有钱俊瑞、薛暮桥等与王宜昌、张志澄等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钱薛等人继续正确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样，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重大结论， 就被更多的人所承认了。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必然联系到对过往历史的探求。因此，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开展不久，我国思想理论界又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除了一些专著和许多刊物登载这方面的文章以外，《读书杂志》从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四月相继出版《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四辑， 论战达到高潮。这一论战涉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问题十分广泛、复杂。大体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最终则归结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无共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这一论战的主要参加者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等，①托派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

（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中对于它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提出了多种多样的看法。郭沫若开始认为，马克思所讲的

① 陶希圣等办《新生命》杂志，一般称他们为“新生命派”。

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指原始共产社会，后又说它等于奴隶制以前的族长制。吕振羽开始说它只是“亚细亚国家之封建主义的一点特色”，后又改为：它“不外是一种初期国家的奴隶制”，即希腊、罗马发达奴隶制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奴隶制。其他的人也各执一说。有的认为它是指与希腊、罗马奴隶制并行而又与奴隶制不同的东方的一个社会阶段（李季）；有的认为它即是东方的封建社会（王宜昌等）；有的说它是亚洲的专制主义（胡秋原等）；有的认为它包括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整个东方社会。对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

（二）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问题。托派大多数人都否认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奴隶制社会。李季说：原始公社崩溃后，“因自然的地理的环境关系”，中国和欧洲走入不同的发展道路，欧洲转入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中国则进入以土地国有为特征的“亚细亚社会”。①杜畏之说：“中国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的丘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②

最早论断中国有奴隶制社会存在的是郭沫若。他根据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各种古代文献，肯定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又指出殷代是奴隶制社会。经过争论和研究，中国也如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经历过奴隶制社会的见解，为中国史学界大多数人所公认。但中国奴隶制社会的起止时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

（三）关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参加论战的新生命派和托派的大多数成员，都主张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李季认为：“中国真正的封建制度仅与周代相始终”，秦以后就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了。

③梅思平说：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绝对不是封建社会，乃完全是商业资本主义

社会”。④

郭沫若、吕振羽等人，虽然对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年代看法不一（当时郭氏认为开始于春秋，吕氏和翦伯赞等认为开始于西周），但他们都认为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阶段。针对李季等人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吕振羽指出：在世界上，没有商业资本“独自存在的处所， 有的，就只是在那班诡辩论者的脑子里”。⑤

在论战中，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通过艰苦的工作，在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郭沫若。他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居留日本后，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精力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一九三○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根据卜辞金文和各种古代文献，第一次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第一次理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初步系统，这就是：西周以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他的说法后来有改变）。①随后，郭沫若对甲骨文、

① 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载《中国社会史论战》（下简称《论战》）第二辑、第三辑。

② 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载《论战》第二辑。

③ 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载《中国社会史论战》（下简称《论战》）第二辑、第三辑。

④ 梅思平：《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新生命》一卷一一号，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

⑤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① 郭沫若：《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

金文和各种古文献又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在三十年代上半期，先后写了《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考》等一系列著作，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先后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他认为：夏和夏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殷代是奴隶制社会，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秦到鸦片战争是“变种的”（即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② 此外，一些史学工作者还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等问题，作了研究探讨。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研究深入一步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