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两个口号”的争论和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上海抗战之后，文艺界许多作家自发地提出了种种抗日救亡的口号，如“革命的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战争文学”、“民族自卫文学”等。一九三四年周扬在《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在战争危机和民族危机直迫在眼前，将立刻决定中国民族的生死存亡的今日，‘国防文学’的作品在中国是怎样地需要呀”。②这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主张，但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

从一九三五年春起，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后来，他们从报刊上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和王明的发言，看到了《八一宣言》。由此知道党的策略方针已经作了重大改变。八月十一日左联在莫斯科的代表萧三给左联一封信，转达王明的意见，建议解散左联， “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使文学运动“符合”“人民反帝抗日统一战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五五——七一页。

② 企（周扬）：《国防文学》，《大晚报·火炬》，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线”的要求。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文化界联合抗日的要求更加迫切。十二月，周立波发表文章，呼吁“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他说：“中国的国防文学，是反帝反汉奸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识上的武器”。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面，除汉奸和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以外，都是战友。而“国防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却是无限多样，无限广阔的”。①一九三五年底，共产党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者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其后，周扬等进一步提倡国防文学。周扬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发表的《关于国防文学》一文说：“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中之最中心的主题”。②

正当一部分革命作家大力提倡国防文学的时候，鲁迅同刚从延安回来的冯雪峰商量，“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③ 在五月间让胡风写文章，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胡风在文章中指出：这种文学主张“所依据的是动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因为它正是现实的社会要求在文学上的集中的表现；然而，同时这个口号里面还含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一面，因为在民族革命战争运动里面蕴藏有无限的英雄的奇迹和宏大的幻想”。这种文学“应该说明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说明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谁是组织者，谁是克敌的主要力量，谁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民族奸细。”④

随后就展开了关于文艺的两个口号的激烈争论。主张国防文学的文章主要有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现阶段的文学》

（六月二十五日），郭沫若的《国防·污地·炼狱》（七月十日）等。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章，主要有鲁迅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八月十五日）、茅盾的《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八月十日）、冯雪峰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九月十五日）等。

在争论过程中，有些主张国防文学的文章存在着右的错误和宗派主义。右的错误的表现是不提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问题。例如，新认识社发表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认为：“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①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以是否赞成国防文学作为加入联合战线的条件。甚至有的文章宣称：“凡是反对、阻碍或曲解国防文学的，都是我们的敌人”。“从今以后，文艺界的各种复杂派别都要消灭了，剩下的至多只有两派，一派是国防文艺，一派是汉奸文艺”。

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这一新口号的提出，“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个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

① 立波：《关于“国防文学”》，《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二六五、二六六页。

② 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二九○页。

③ 鲁迅：《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五三二页。

① 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四二六页。

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鲁迅并且强调这个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总的口号，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 ‘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这“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①

郭沫若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但他认为“‘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②茅盾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是现在左翼作家创作的口号。“国防文学”是全国一切作家关系间的标帜。“我们所希望的是全国任何作家都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之下联合起来，但在创作上需要有更大的自由”。③

经过两个口号的激烈争论，文艺界逐渐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起来。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代表新旧各派的作家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沈起予、林语堂、洪深、周瘦鹃、茅盾、陈望道、郭沫若、夏丐尊、张天翼、傅东华、叶绍钧、郑振铎、郑伯奇、赵冢壁、黎烈文、鲁迅、谢冰心、丰子恺共二十一人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宣言》号召“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宣言》认为“言论的自由，急应争得”，“言论自由与文艺活动的自由，不但是文化发展的关键，而在今日更为民族生存之所系”。因此要求政府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①这篇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