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五卅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一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四年是中国革命形势从南到北不断高涨的一年。工农群众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的兴起，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巩固，这一切表明中国革命正处在巨大高涨的前夜。为了迎接和促进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向警予、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谭平山、项英、彭述之等二十人，代表党员九百九十四人。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和为迎接革命高潮需要做的准备工作。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议决案和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工作、组织问题等议决案， 通过了党的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大会宣言。

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议决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中国正“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的时期”。在这种军阀势力动摇和帝国主义在华的冲突加剧之时，中国被压迫民众得着更大的发展机会。国民会议运动已普遍全国，“中国民众已表示有要求执政及中国独立的觉悟。”这种民众运动将成为将来更广大的国民运动的开始。同时，随着国民运动的高涨，“中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亦日益厉害。”

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议决案分析了中国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以及中国各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议决案指出：“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议决案阐明了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政策，批评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左”倾错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这种错误是不知道无产阶级要能联合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作战，才能免得处在孤立地位。当时右倾错误“更危险”“更普遍”。这种错误是认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全力做国民党的工作， 不必同时进行共产党的工作；既然作国民运动，就不便鼓动阶级斗争；应当帮助整个国民党，不应当助长左右派的分裂。这种错误就在于：参加了民族运动就忘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做自己阶级革命的准备，而沉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就会给无产阶级留下不易挽救的大害。党的政策是：在国民党内扩大左派，指责右派的反革命事实， 批评中派的游移态度。

关于职工运动的议决案指出，在民族革命时期，在与国民党合作的时期， 党应该特别注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是“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职任”。工人阶级必须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可使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促使国民党革命化。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下的工人组织， 我们应当参加进去，取得指导权。必须在工人群众中加强政治教育，加紧发展党的组织。

关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批评了农民“不能成一个革命的要素”的观点， 指出农民问题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必须尽可能地教育和组织各地农民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党要引导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拒交苛捐杂税、反对土豪劣绅、实行乡村自治、成立农民自卫军等。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九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等五人。大会后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决定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五人驻中央局。李大钊、谭平山等分驻各地。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

这次大会明确提出党和工人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规定了对国民党的正确政策，指出了发动农民的重要性，决定扩大党的组织和加强宣传工作。这次大会所规定的各项政策和决定采取的措施，比“三大”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次大会推动了党的工作深入到各阶层群众中去，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