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正当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时候，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对革命有利的变动。国际上，从一九二九年秋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各国遭到严重的损失，大大减弱了他们支持中国反动势力的力量。在国内，一九三○年五月爆发了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围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军阀部队大大减少，原来用以镇压城市人民斗争的军阀部队也有很多调到前线。这时，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到一九二九年，全国产业支部发展到一百多个。一九三○年，全国党员人数（包括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到十二万人以上，产业支部增加到二百二十九个。参加革命工会的工人增加到十一万多人，其中国民党统治区约占三分之一。在上海、天津、武汉、厦门、无锡、哈尔滨等地，共产党还恢复了地方总工会。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向苏维埃区域输送了许多干部、物资，支援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以上是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对革命有利的一面。但是，从全国总的情况看，一九二七年以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红军只有

六万多支枪，根据地还很小，白区的革命力量还很弱。因此不可能马上打败强大的敌人。

就在这时，原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恶性发作起来。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再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一样，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也在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基本政策等问题上，做了错误分析和规定。

李立三否认当时仍然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极端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方面。他认为新的军阀混战“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他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当时就已经具备了可以在全国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他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他也不承认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

李立三不承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说“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认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并为此制定了没收民族资产阶级企业、消灭富农和建立集体农庄等“左”倾政策。

李立三反对“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主张城市中心论。他认为中国革命“决不会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

六月政治局会议后，李立三等人制定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先后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红二军团和红一军出兵汉阳、汉口，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挺进柳州，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造成全国革命的高潮。为了实现这一冒险计划，李立三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正常工作陷于停顿。李立三在党内强调反对“右倾”，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加以打击。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使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红二军团由一万五、六千人减少到三千人，缩编为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撤往鄂西山中。广西红七军北上后，丧失了右江根据地，部队由六千人减少到二千人， 最后进入中央根据地。红十军由两万人减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围退回赣东北根据地。只有红三军团于七月二十八日乘虚攻占了长沙，但八月五日又被迫撤出。各大城市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也因为行不通而失败。白区的党和革命组织由于执行冒险计划，受到很大损失。这个期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损失了七万六千人。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引起共产党内许多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与反对。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瞿秋白、周恩来的主持下，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停止组织全

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有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七人，候补委员有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罗迈、顾顺章、毛泽东七人。这样，就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推行期间，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也曾奉调北上攻打中心城市。六月下旬，红一军团根据中央命令从汀州向南昌进发， 七月底，到达南昌附近。八月一日，以部分兵力进攻距南昌三十里的牛行车站，不克，撤军西行，进军长沙。八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师于浏阳永和市，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副总司令。随后即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但从八月下旬至九月中，久攻不下，军队伤亡越来越大，而敌人援军则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朱德等认识到全国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改变，红军还不可能夺取和控制中心城市，于是，在九月十三日决定将部队撤离长沙，由湘返赣，改攻吉安。这是一个审时度势、使红军由被动转入主动的重大决策。十月四日，红军一举攻入吉安城，随后占领吉安周围的太和、安福、吉水等县城，使周围红区连成一片。这时，红一方面军已有五万余人。十一月初， 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县罗坊召开会议，讨论粉碎敌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的问题。会议最后否定了攻打南昌、九江的主张，决定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将红军撤到根据地内部，待机粉碎敌人的“围剿”。十二月，红军退到黄陂、小布一带集结整训。这期间，正式接到中央批判立三错误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