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的错误政策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危机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正在日益发展。一九三一年九月，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宪法大纲还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 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宪法大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

大会还通过了劳动法、土地法以及经济政策等重要法律文件。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关于经济政策规定：苏维埃政府“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现不实行国有，但由工人“实行监

督生产”；保证商业自由，但“严禁商人的投机和提高价格”；对于同非苏维埃区域的贸易，政府不实行垄断，而“实行监督”；“极力帮助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祥等六十四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五日， 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领土内已经有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的政府，它是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之下，大会通过的宪法以及土地法、劳动法等文件都包含有“左”倾错误的内容。

“九一八”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加上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这些构成了对革命非常有利的形势。这时，共产党如果能够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高举抗日的旗帜，在大力发展红军和根据地的同时，充分发动和领导群众，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把整个革命大大向前推进。

但是，当时党中央已经处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之下。一九三一年月下旬，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王明等人也主张抗日，但对九一八事变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 一开始就作了极端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反苏联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样完全脱离人民抗日要求的口号。他们过分强调“九一八”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镇压中国革命的一致性，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际策略之中心”。因此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把它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列起来。

他们把反国民党和反日本帝国主义并列，甚至认为前者更为重要。他们说：“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州的计划”。日本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出卖中国的目的都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这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因此，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同时进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甚至说：“推翻国民党政府，是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他们简单地把国民党看成铁板一块，把同蒋介石集团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国民党内各反蒋派别，一律说成是“反革命的在野派别”， 认为他们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是“利用他们在野的地位”，“欺骗民众”， “愚弄民众”，“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挽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后的崩溃”。

他们看不到“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拒绝“国防政府”的口号。他们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把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认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派别。

他们还过分地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错误地认为国

民党统治已经“总崩溃”，要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实行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全线进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首先胜利”。

他们提出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和“民众政权”的口号。所谓“下层统一战线”并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是一个“左”倾关门主义的口号。他们提出的“民众政权”，实际上还是“苏维埃政权”。他们说：“苏维埃政权是民众政权的唯一形式”。①

一二八事变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十九路军抗战也采取了错误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所谓“下层统一战线”，号召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号召“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手里”。②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实行关门主义和打倒一切的政策，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利用“九一八”后出现的有利形势去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反使高涨的革命运动低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