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和曹锟贿选

从皖、直、奉三派军阀势力分立以后，彼此间不断进行混战和政治争斗。一九一八年九月，老官僚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段祺瑞为缓和皖直矛盾，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专任参战督办。但他仍然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实权。段祺瑞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则依靠手中的军事大权，企图武力统一西南，并排挤直系军阀，夺取他们的地盘。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冯国璋死后， 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兼直隶总督曹锟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但有实力的人物是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他们为了和皖系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从各方面进行倒皖活动。经过广泛的联络，从一九一九年秋冬到一九二○年初， 形成了直、苏、鄂、赣、豫五省和东北三省的八省反皖同盟。被北京政府派到湖南同西南军阀作战的吴佩孚，也和湘桂军阀订立了停战协定，结成反皖同盟。

与此同时，吴佩孚不断发表通电，主张拒签巴黎和约，反对安福系头目担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要求从南北战争前线撤兵等等，从政治上打击皖系军阀，并骗取舆论的支持。

一九一九年冬，段祺瑞准备对直系的长江三省督军采取行动，直皖的矛盾尖锐化。一九二○年三、四月间，八省反皖同盟两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解散安福系，直军撤防北归。五月，吴佩孚不顾北京政府的阻拦，撤军北归， 六月上旬抵郑州。与此同时，段祺瑞也举行秘密会议，调兵遣将，积极进行作战准备。七月四日，在直系奉系压力下，徐世昌下令免去皖系重要分子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的职务。于是，皖系决定发动对直战争。七月八日段祺瑞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并胁迫徐世昌免去曹吴之职。七月十一日，张作霖通告派兵入关。

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爆发。直军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双方在河北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作战。开始皖军在日军支持下，曾获小胜。随后吴佩孚突袭皖军前敌指挥部得胜，同时奉军在东路协助直军作战，皖军遂全线崩溃。十八日，段祺瑞向直军求和，并通电辞职。接着直奉联军开到北京。战争以皖系失败而结束。

战争结束后，直奉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皖系祸首， 解散安福俱乐部，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和西北边防军等。

但是，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和以日本为后台的奉系，是不能长久共处的。

战争一结束，两派军阀就展开激烈的争夺。

直皖战争后，吴佩孚当上了两湖巡阅使，直系又取得了江苏督军的地位， 并连续获得对陕西、湖北、四川等地的军事胜利。奉系虽然夺得大批皖军的辎重财物，但未抢到很多地盘，于是就同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和广州的孙中山，结成反直的三角同盟。

直奉争夺的中心是北京政权。一九二○年八月组成靳云鹏内阁。靳内阁开始亲奉，以后被改组成以接近直系的政客为核心的亲直内阁。随后张作霖到北京，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推倒靳内阁，推荐以奉系为后台的亲日派梁士诒组阁。梁内阁上台后，赦免了被通缉的安福系战犯，任亲日派曹汝霖等以要职，又打算和日本举行山东问题的秘密谈判，以换取日本的借款。梁内阁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乘此机会，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接二连三地通电揭露梁内阁的各种丑行，逼迫梁士诒下台。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台， 由颜惠庆暂时组阁。这时奉军连续开进关内备战。直系也调动军队，准备和奉军决战。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直奉战争爆发。战争的东路在津浦线，西路在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战争一开始，直军一度后退。五月四日，原系冯国璋部下的西线奉军一部停止战斗，牵动整个西线奉军瓦解，全部被歼。东线奉军也被打败。随后，张作霖逃回滦州，梁士诒等逃往日本。直奉战争结束。北京政府在吴佩孚指使下，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令其听候查办，下令通缉奉军祸首。但是，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于六月四日自称“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宣布“闭关自治”，并派兵在秦皇岛附近和直军继续作战，先胜后败。接着，由英美教士调停，奉直签订停战条约，以榆关为两军分界线， 奉军撤出关外。

直奉战争以后，直系独霸了北京政权。为了制造“合法”的假象，直系军阀曾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捧出原总统黎元洪复职。但当他们自认为统治已经稳定时，就策划踢开傀儡黎元洪，由曹锟直接上台。

一九二三年六月，直系内阁成员在曹锟指使下制造内阁危机，迫使张绍曾内阁总辞职。但事后直系军人反咬总统黎元洪干涉内阁职权，破坏责任内阁制。接着直系军阀导演了所谓“国民大会”、“市民请愿”、军警索饷、“公民示威”等一系列事件，逼黎下台。黎元洪不得不出走天津。到十月， 曹锟便上演了贿选的丑剧。

曹锟为了把自己“选”为总统，采取了高价收买和武力胁迫的手段。他以四十万元收买了国会议长，又以每张选票五千到一万元的价钱（选前给支票，选后兑现）贿买了五百多个议员。同时对反直派进行镇压，还逮捕记者， 封锁舆论。十月五日选举的当天，又派出大批军警宪兵警戒。通过这样的“选举”，曹锟坐上了总统宝座。十月十日，曹锟就职。同日，颁布一部反动的

《中华民国宪法》。

曹锟的贿选和“制宪”，是对民元《约法》和由约法规定的国会制度的极大讽刺。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把《约法》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象征，并企图用它来维护革命的成果。但是，北洋军阀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再到曹锟和吴佩孚，却都把《约法》和国会作为玩弄政治阴谋和争夺权势的招牌。经过曹锟的贿选和“制宪”，辛亥革命留下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的残余，连影子也没有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宪法和国会不过是军阀官僚手中的玩物。曹锟的贿选，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