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八四○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史，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而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又可把近代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历史才进入现代的行程。本书论述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历史而称作“中国现代史”，是沿袭近几十年习用的名称，也是高等学校课程表上一直还在使用的名称。

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和编写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也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我国古代有见识的史学家，虽然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但还是大多崇尚“直书”，反对“曲笔”，即主张写信史。有人甚至为牺牲了生命。他们对写信史的意义也是相当了解的。任何一个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都要总结历史经验，用以指导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行动。但也只有从真实的历史资料中，才能总结出较正确的历史经验，从而吸取有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是最有远见和大公无私的，没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历史工作者只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才能真正把实事求是原则贯彻到底。本书是力求贯彻这一原则的。当然做到实事求是是需要有各种充分的条件。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写信史，这是本书的一个优点。

科学的生命在创新。如果科学工作者总是穿新鞋走老路，科学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如此。但历史科学有它的特点和难处。史学工作者面对的是过去的资料，整天跟故纸堆打交道，怎能创新呢？这就需要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见识和工夫。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并不是神秘的魔法，也不是主观主义的“自由创造”，只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占有材料，并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就可以逐步做到。人们的认识是无止境的，社会现实要求史学工作者提供有效的参考资料和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无止境的。因此历史研究的创新是无穷无尽的。当然， 对历史资料，史学工作者只能给以新的解释，而不能加以抹杀或歪曲。并且这种解释只能是历史资料中所含有的，而不是史学工作者硬加的。史学研究上的创新只能如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不能如瓦特的发明蒸汽机。本书的作者注意到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创新，在全书的体系上，在具体史实的分析和结论上，都有不少新的处理和看法。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历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高等学校开设这门课是全国解放以后的事。到今天为止，大多数学校在“中国现代史”名称之下讲的是中共党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并没有综合论述这一时期历史的全貌。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还很不够。资料虽多，但非常杂乱而未加整理。本书能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这对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和历史教育，会有一定的好处。当然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相信细心的读者是会指出来，给作者以帮助的。

我对这段历史是没有什么研究的，只是看见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成就， 很高兴，所以愿意说说我对本书的感受。

白寿彝

一九八二年三月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