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区各项建设的开展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对苏区不断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颁布了封锁苏区的办法， 规定在经常有红军和共产党活动的地区，以及邻近地区，各县设立“封锁管理所”，对苏区施行“物质封锁”、“交通封锁”、“邮电封锁”。物质封锁规定，凡军用品和日用品（如油、盐、米、粮、种子及燃料等）严禁向苏区输入。苏区生产的货物绝对禁止输出。取缔苏区周围的负贩，设立公卖会， “居民购买日用品须由各保长统计本保实有人口每月所需数量按月或按旬代为购买发给之”，杜绝向苏区输入物资的可能。并规定凡和苏区“通消息者”、“私相买卖者”、“偷运货物图重利者”，“应予枪毙”。甚至“对于封锁职责奉行不力者”，“也要枪毙”。特别对食盐的销售运输更是严加控制和监督，一律禁止自由贩卖，施行公卖办法，购买食盐需持购买凭单，每人每月食盐限制到四钱至五钱。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苏区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红军的给养和群众生活遇到很大困难。

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把革命战争同经济建设完全对立起来， 认为在战争的环境下没有进行建设的可能，谁讲经济建设，就骂谁为“右倾”。同时他们推行许多过“左”的经济政策，如消灭资产阶级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地主不分田和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等。他们片面强调政府和军队的需要，不顾人民的实际困难，只管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注意发展生产， 这种情况给苏区经济带来了损害。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纠正中央苏区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亲自到江西兴国的长冈乡和福建上杭的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抓典型，总结经验，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一九三三年八月，毛泽东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和

总结。这些调查和报告，阐明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为此，毛泽东提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他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毛泽东还指出，苏区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党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并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同时大规模发展合作经济。对不超出政府法律范围的私人经济，应予以提倡和鼓励，反对消灭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政策。为了进行革命战争，毛泽东强调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指出：“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只要我们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

由于苏区迫切的客观需要，由于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中央苏区的农工商业都有发展。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实行耕种互助。苏区普遍组织了劳动互助社、耕田队、犁牛合作社，还有农具合作社、种粮合作社。另外还出现了一些程度更高的农业合作组织——合作农场、农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组织，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三三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劳动互助社的发展。在组织群众实行互助合作的同时，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兴修水利、发动群众开垦荒地等一系列措施。在很短的时期内，苏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农业生产的收获量，一九三三年比一九三二年，中央苏区增加了百分之十五，闽浙赣苏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苏区的军需和人民的吃粮，为革命战争提供了极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努力发展工业、商业和财政金融事业。

苏区的工商业，由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和私人企业组成。国营工商业， 一部分是没收帝国主义及封建官僚买办资本的企业建立起来的，另一部分是苏维埃政府自己建立起来的。在工业方面，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和群众生活的需要，中央苏区建设了一些军需品工厂和民用品工厂。据一九三四年三月的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有较大的军需工厂三十三座，民用工业方面有制糖、制盐、纺织、煤炭、炼铁、造船、农具以及纸张、烟草、樟脑、肥料、医药等工业。其它苏区也先后建立了一些军需品工厂和民用品工厂。在商业方面，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经济封锁，把苏区的产品输出到白区去，再从那里换回军民所急需的物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苏区进出口贸易，起先几乎全部由私商掌握。为了反对私商的高利剥削，保证军民的生活需要，中央苏区各级政府成立了对外贸易机关，加强对输出入的管理，并直接着手经营粮食、盐和布的贸易。一九三四年春，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出入口公司——中华商业公司，同福州、厦门和广州等地进行了大宗贸易。

合作社是由工农群众集资合股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大力倡导建立合作社，并给予支持和扶助。在工业方面，组织了铸铁、造纸、石灰、钨砂、煤炭、造船等合作社，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仅江西就有三万一千四百二十三家。合作商业有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形式。此外还建立了信用合作社。

苏区的私人经济主要是个体生产的小私有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数量很少，苏维埃政府对它们采取监督的办法。

在财政方面，苏维埃政府是用战胜敌人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以支援革命战争。在财政支出方面，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为了改变反动派遗留下来的金融方面的混乱，各苏区陆续成立了若干银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银行。各个苏区的银行归并于国家银行，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国家银行曾发行过多种形式的硬币和纸币。国家银行不但有一定数量的白银作为储备金，而且拥有大量的物资作后盾， 因此发行的货币币值基本稳定。为了集中财力物力支援革命战争及从事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苏维埃政府先后多次发行公债。

土地改革的实行和经济建设的成就，使苏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性和买办性的经济基础被消灭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受到了限制，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日益发展，国营经济取得了领导地位。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着党中央，使经济建设工作也受到不少的干扰和影响。

苏维埃政权为了动员民众加入伟大的革命战争，为了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进行了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创造新的革命的文化和教育。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①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造就大批领导斗争的干部。

在苏区，工农及其子女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苏区在义务教育方面有很大发展，学龄儿童普遍地进入列宁小学学习。一九三四年一月根据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二千九百多个乡中，有列宁小学三千余所，学生近九万人。为了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扫除文盲，苏区普遍地开办夜校、识字组和俱乐部，其中夜校是主要形式。据一九三三年的统计，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和粤赣三个省的二千九百多个乡中，共有夜校六千四百多所，学生九万四千五百多人。识字组的组织，更是普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大力开展干部教育，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干部教育有在职学习和离职进校学习两种。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政治形势、政府法令、党的路线策略、群众工作、社会调查等。一九三三年九月，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创办了苏维埃大学，担任校长。此外还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红军大学、女子大学、中央列宁师范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无线电卫生等技术学校、红军步兵特科学校等。

①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一五页，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版。

苏区的出版事业发展很快，中央苏区在一九三四年已有各种报纸三十四种，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额从三千份增到四、五万份。刊物方面，《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仅在江西每期至少要销二万七千一百份，

《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此外还大量出版了《土地问题讲授大纲》、《红军军事摘要》、《阶级斗争讲义》、《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书籍，以及《工农读本》、《青年平民》、《列宁小学读本》等教科书。

苏区的文艺工作也得到普遍的开展。剧社、歌舞团、农村俱乐部都有广泛的发展，创造了许多革命的话剧、歌舞剧，并改造了地方戏，编了许多革命歌谣和歌曲。

共产党非常重视苏区的政权建设。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各苏维埃区域的政权建设。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颁布和实行了各种选举法令。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各苏维埃区域普遍进行了三次选举。人民群众和红军士兵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加选举，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选民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兴国和赣东北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选出的妇女代表约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通过选举，大批工农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被选进各级政权的领导机关。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七百多人。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在大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和总结。

大会总结了两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当前的任务，具体讨论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红军建设和苏维埃区域经济建设等重要问题。通过了修正的苏维埃宪法和上述各重要问题的决议案。大会选举博古、陈绍禹、何克全、刘少奇、毛泽东、项英、吴亮平、瞿秋白等一百七十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人。二月三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发、方志敏、罗迈等十七人组成主席团， 为执行委员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十一个人民委员部为中央行政机关。

大会号召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紧急动员起来，把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府周围，集中一切力量开展革命战争。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