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和左翼文艺的成就

国民党反动派在进行文化“围剿”时，还指使文化特务、走狗文人，向革命文艺运动猖狂进攻。同时一些资产阶级文人也在宣传他们的文艺思思， 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思。当时这样的文学流派有新月派的文学、“民族主义文艺”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学。进步的文艺界对他们的文艺思思和政治立场进行了批判和斗争。

新月派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学和政治团体。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一九二七年他们在上海创办新月书

① 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五三——一五四页。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六三页。

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由徐志摩执笔的《〈新月〉的态度》的发刊词。他们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主张思思上言论上的充分自由，声称“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不敢赞许感伤与热狂”，“不崇拜任何的偏激”，“不能归附功利”，还要反对“标语与主义”。实际上他们攻击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左翼文学运动的。后来梁实秋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文，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他认为“文学与革命没有多少的根本的关系”，“‘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根本的就不能成立”。②他攻击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错误”是“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把文学当做阶级争斗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① 他通过攻击鲁迅的“硬译”来反对苏联文艺理论的介绍。

针对新月派的主张，鲁迅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进行批判。彭康、冯乃超也写了批判文章。鲁迅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绝无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存在。“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因此，文学“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梁实秋的那些论调，“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鲁迅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前途，深刻地指出：“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 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②

《新月》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出至六卷四期便停刊了。

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纠集了一帮政客、特务、流氓和反动文贩潘公展、朱应鹏、王平陵等，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杂志。他们打着“复兴民族”的幌子，鼓吹所谓“民族意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鼓吹“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现今我们中国文坛艺坛底当前的危机”，就是“缺乏中心意识”即“民族意识”。

①因此“以民族意识为中心思想的文艺运动，在现代中国是最为需要的”。②

他们主张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民族主义文艺的代表作品有黄震遐的《陇海线上》和《黄人之血》。前者吹捧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的战绩。后者写的是中国人跟着日本军阀去征服俄罗斯，宣扬反苏和民族投降主义。他们还大量散布反苏媚日、歌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头子的言论。

②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一三、一七、一二页。

①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四九页。

②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二○四、二○六、二○八页。

①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一九三○年十月十日），《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八一、八五页。

② 傅彦长：《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八七页。

左翼文艺队伍在一九三○年和一九三一年对他们的反动文学主张和作品不断予以反击和批判。比较重要的批判文章有鲁迅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瞿秋白的《屠夫文学》、茅盾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钱杏邨的《〈黄人之血〉及其他》等。

鲁迅针对“民族主义文学”鼓吹者的活动及其反动作品，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实质。指出，民族主义文学的出现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的一种表现。提倡这一运动的是一群帝国主义的“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它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政策的必然产物。由于“无产阶级的勃兴”，“阶级斗争愈加锋利”，在这“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的时候，作为反动派“宠犬”者流，看到他们将与其主子被无产阶级作为“污秽”一同扫去的时候，就竖起“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和主人一同做最后的挣扎。鲁迅还从阶级本质上彻底揭露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或“民族意识”的反动实质。他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民族中从来就有不同的阶级，绝不会有没有阶级内容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文学家”所鼓吹的那种“民族意识”，不过是甘心做帝国主义爪牙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

茅盾揭露了“民族主义”文艺的“法西斯蒂的本相”。他指出：“国民党维持其反动政权的手段，向来是两方面的：残酷的白色恐怖与无耻的麻醉欺骗”。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便是国民党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白色恐怖以外的欺骗麻醉的方策”。瞿秋白指出“民族主义文艺”把军阀混战、“围剿”战争、反苏都说成为民族而战，鼓吹的是“杀人放火的文学”、“屠夫文学”。

曾经喧嚣一时的“民族主义文学”很快就遭到了人民的唾弃，只好收场了。

正当鲁迅等人同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的时候，一九三一年底，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在他主办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阿狗文艺论》，打着批判“民族主义文艺”的幌子，摆出一副折中公允的姿态， 鼓吹资产阶级“文艺自由论”，反对无产阶级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叫嚷“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随后又发表《勿侵略文艺》等文章，向左翼文艺进攻。

在“自由人”胡秋原的谬论遭到左翼文艺界痛斥之后，苏汶（即杜衡） 打着“第三种人”的旗号，于一九三二年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等文，标榜他自己既非左翼又非右翼，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是“第三种人”，“永远中立”，宣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他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霸占文坛，专制粗暴，动辄指责别人为“资产阶级走狗”。攻击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点，说这是把文学变成了“卖淫妇”。这样，围绕着“文艺自由”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剧烈的论战。

针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思思，瞿秋白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 冯雪峰写了《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周扬写了《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等文章，进行了批判。

针对苏汶等的文艺“超政治”、“超现实”的论调，鲁迅尖锐地指出：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 要离开地球一样”。鲁迅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都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有力地批判了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瞿秋白指出：“胡秋原的理论是一种虚伪的客观主义”。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胡秋原替文学要求“自由”，是“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一阶级的生活，因此， 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冯雪峰的文章在批判了“第三种文学”之后， 特别向这种文学的主张者提出劝告，希望他们“改变他们对于政治的现在的那种态度，抛弃鄙弃群众的观念，改正对于文艺理论的一些错误的理解”， 写出“多少有些革命意义的，多少能够反映现在社会的真实的现实的文学”， “应当和普罗革命文学联合起来”。

对“新月派”的斗争，对“民族主义文艺”的斗争，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是左联时期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行的三次主要的斗争。

以鲁迅为主将和旗手，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艺运动，不屈不挠地坚持在文艺战线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仅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而且取得了辉煌的创作成就。这个时期，不论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电影、音乐、美术，都有很大的发展。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比前一个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各种文艺形式中，杂文和小说的成就是突出的，戏剧也有很大的成就。

鲁迅在这个时期，是以杂文为主要武器进行战斗的。他这时的杂文所暴露和批判的社会对象是非常广泛的，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系列斗争，几乎全都涉及到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托派、汉奸、御用文人以至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般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鲁迅的杂文都与之一一较量过。鲁迅的一系列杂文可说是用杂文形式写的思想斗争史。他的杂文是文艺性的政论，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和形象感染力，做到了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的统一，发生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瞿秋白这时期结合实际斗争，也写了不少精采的杂文。同鲁迅的杂文一样，瞿秋白的杂文所暴露和抨击的社会对象也是异常广阔的。

在小说方面，茅盾在这时期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子夜》、《林家铺子》等。《子夜》这部长篇小说，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形象地表现了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塑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指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不可能走向独立的资本主义。从而用文学这一斗争武器，有力地驳斥了托派的谬论，捍卫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这部小说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出版后，震动了当时的文坛，获得了国内外进步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叶绍钧（圣陶）这时期的创作，在主题和题材上比前一时期更有现实性。他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倪焕之》，通过小学教师倪焕之从“五四” 到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和精神面貌，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一个侧面， 批判了改良主义，歌颂了革命力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他的童话集《稻草人》，是我国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巴金是在这个时期展开创作活动的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家》，是他的代表作品。它以“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封建大家庭的崩溃，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歌颂了“五四”初期青年知识分子的觉悟，以及他们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这部作品在青年中有着很大的影响。

老舍（舒舍予）是以描写城市贫民而著称的作家。一九三六年秋发表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它通过旧中国北平一个外号“骆驼”名叫祥子的人力车夫的悲剧， 真实地反映了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表现了他对于没有公道的世界的愤恨和对于摆脱不幸处境的迫切愿望。

这时期，在小说方面影响较大的作家还有蒋光慈、张天翼、叶紫、丁玲、沙汀、艾芜、萧军、萧红等。

在诗歌方面，这个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积极提倡诗歌要大众化，要反映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殷夫的诗是这个时期革命文艺的鲜艳花朵。他的诗集有《孩儿塔》等。臧克家是这一时期出现的青年作家，一九三三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之后又接连出版了《罪恶的黑手》等诗集。艾青、田间也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新诗人。

在戏剧方面，这时期的成就是很显著的。一九二七年田汉组织了南国社， 于一九二八年全力投入戏剧运动，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无锡等地举行公演，不仅扩大了新戏剧的影响，并在戏剧艺术上很有贡献。一九二九年冬，夏衍、郑伯奇等组成上海艺术剧社，首次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曾多次到工人区演出，对话剧运动起过积极作用。与此同时， 左明、陈白尘组织了摩登剧社，提出“青年戏剧同志联合起来一致完成民众戏剧”的口号。一九三○年由艺术剧社、摩登剧社发起，组成上海剧团联合会。同年八月，改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一九三一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成立。剧联成立后，左翼戏剧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剧团，其中在工人中组织的兰衫剧团以及为工厂学校演出的移动剧团，面向工、农、学生，多次演出反帝抗日的戏剧。一九三三年是剧联所领导的戏剧运动最活跃的一年，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在这年春天首先演出的。曹禺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位著名的剧作家，他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第一个剧本《雷雨》和第二年出版的《日出》，在中国话剧史上享有盛名。

《雷雨》以一九二五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资本家的家庭生活悲剧，展示了这个家庭的罪恶历史和矛盾。这个剧本有强烈的感人的艺术力量。它是这一时期戏剧文学的最高成就。

这个时期的进步电影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一九三二年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负责，加强了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一九三三年二月电影界的群众性组织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五月，对协会的方针任务进行过宣传和讨论。讨论中明确提出中国电影的当前任务“是反封建和帝国主义”。这个时期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具有进步思想内容的较好的影片，如《渔光曲》、《马路天使》等。

音乐方面，一九三二年在剧联内成立了音乐小组，参加者有田汉、聂耳等。这个时期在音乐方面成就最大的是聂耳。他创作的著名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飞花歌》、《开路先锋》、《新女

性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