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一 新思潮的澎湃和改造社会的探索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五四”以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个。“五四”以后，这类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五四”后的一年中，新出版的刊物达四百多种。著名的有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新生活》、《新社会》、《觉悟》等等。这四百多种刊物，绝大多数都宣称是以介绍新思想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旨趣”的。

“五四”以前，在学生中就出现了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互助社、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五四”后的一年中这类社团也在各地大量涌现，约有三、四百个之多，如天津的觉悟社、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平民教育社等等。

这些社团和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它们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五四”后青年学生热烈追求新思想，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提出各种各样的关于改造中国的方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青年学生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许多人开始改变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旧观念、旧思想，出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许多刊物，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到几篇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有的文章把社会主义誉为“人类的福星”， 认为它“对于我们现在中国争斗的救济，尤为剀切要紧。我们应当欢天喜地， 争先恐后的欢迎。消除我们往日的‘三灾八难’”。①

但是，当时介绍和宣传的社会主义，内容极其庞杂。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包括其他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其中有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潘蒂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有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等等。由于当时大多数青年学生还没有确定自己的信仰，他们还在讨论、比较和选择， 因此把名目纷繁的各种标榜社会主义的流派都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来介绍和宣传。这种情况正如瞿秋白在一九二○年时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 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①

当时，所谓的新思潮是一个广泛而庞杂的概念。不仅包括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同时也包括了十八世纪西方启蒙学者的思想以及他们提出的原则：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以及真、善、美等等。尤其是“民主”（“德谟克拉西”）是青年学生们珍惜的思想武器和追求的理想。不过，“五四”以后，“德谟克拉西”这个词的实际内容，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除了少数人仍旧把它当作建立所谓

① 《随感录》，《星期日》第三十四号，一九二○年三月出版。

① 瞿秋白：《俄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第二三页。

“完全纯粹的民主国家”，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外，不少人对它作了某种新的解释。《新社会》的主张，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它在发刊词中说：“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 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②也有的人，已经比较明确地意识到，要真正实现“德谟克拉西”，就必须把它同社会主义理想联在一起。

伴随着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流传，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许多现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也日益在中国广泛地扩散开来，其中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以及柏格森、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和学说。

总之，“五四”以后，人们思想大解放，但摆在青年面前的是五颜六色的新思想。青年们富于理想，又缺乏经验。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极端愤慨，急于获得真理来改造这个社会。因此，他们对各种各样的新思想都感到兴趣。他们探索、比较、争辩。他们想取各家之长，弃各家之短， 从各色各样的新思想中提取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因素，构成新社会的“理想王国”。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新青年》在《本志宣言》里，提出了自己构制的新社会的蓝图。它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人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①追求进步的人们认为“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等，都“应该铲除应该改革”。②要求实现一个没有一切阶级、最善、最合理的社会。因此无政府主义思潮和空想社会主义对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有的青年还动手实践，建立小小的集合体作新社会“理想王国” 的试验。在北京就出现了工读互助团等团体。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思潮中，以无限的生命力开拓着自己的前程，它逐渐为更多的青年所接受，成为他们的行动的指导。其中，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一九一九年七、八月， 他写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以民众的联合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一九二○年三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 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①他说：他读过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他也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不久，他终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