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一九二九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扩张在华的经济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外国经济侵略首先是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一九二九年以后，中国进口激增，而出口却大大减少。一九三一、三二两年，入超额达八亿一千万元和八亿六千万元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各种进口货中，尤以农产品进口增长最快。一九三三、三五两年，大米进口由以前占进口总值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位。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向美国借款九百余万元，用作免税进口美国小麦和面粉，称“救灾美麦借款”。一九三三年，又以关、统二税作担保，向美国借款五千万美元，用作购买美棉、美麦，称“棉麦大借款”。一九三二、三三两年，中国进口的米、麦、面三种总数均达四千万担以上。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年，在所谓“改订新约运动”中，国民党政府先后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缔结了新的关税条约，但中国并未取得关税自主权，也没能改变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状况。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和农业生产。

其次，是扩大资本输出，加强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六年，各国在华投资（包括贷款）平均每年增长一亿三千万美元，到一九三六年，各国在华资本总额已达四十三亿美元。此时，中国重工业的各部分，如煤炭、钢铁、电力以及铁路运输、轮船航运等，都已为帝国主义所垄断。就是中国比较发达的轻工业部门，如棉纺织、卷烟等，外资力量也占了优势。财政金融业，更是处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势力雄厚的英国汇丰银行，操纵着中国外汇价格，享有发行兑换券、经理外债、保管关税盐税等特权。

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更加深了。 在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的同时，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集团，

也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搜刮。他们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凭借其政治军事权力，实行巧取豪夺，迅速集中了巨大财富，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以内战和买办起家的。蒋介石集团抢得政权以后， 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连年发动反革命内战。随着内战的扩大，军费开支也跟着扩大，仅据公开的数字，一九二八年为二亿一千余万元，一九三四年为四亿四千余万元，增加了一倍以上。为了筹措军费，国民党政府一面加

强财政搜刮，一面滥发公债，四大家族便从中攫取大量财富。就拿发行公债来说，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二十六亿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用于军费开支。历年发行的公债，主要是向金融界推销。一般是五折、六折、七折押给银行，而按票面十足偿还，并有很高的利息。所以经营公债，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四大家族既可以通过国家政权发行公债， 又可以通过银行垄断公债的经营，从转手中攫取大量财富。公债最后是以赋税偿还，而赋税主要是由人民负担，所以四大家族积累的财富，归根到底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四大家族一方面从反革命内战军费的筹集中掠夺大量财富，另一方面还从军火买卖中攫取高额利润。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的军火几乎全部依赖外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军火顾客。大宗的军火贸易主要为四大家族所垄断，而买办军火的折扣向来是很大的，有时高达百分之四十。四大家族便可从中得到大笔回扣。此外，为了打内战而进行的公路修建，一切车辆器材燃料等军用物资的购运，也都成了四大家族获得利润的好买卖。四大家族不仅是军火和军用物资的大买办，而且是中国第一号的帝国主义商品的大买办。

四大家族从反革命内战和买办活动中积聚了大量财富，但官僚资本的形成，还取决于种种独占经济活动的完成。

首先，四大家族垄断了金融事业。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这个银行享有经理国库、发行钞票、经募内外债等各项特权。它号称国家银行，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的私家银行，它的第一任总裁是宋子文，第二任是孔祥熙。这个银行是四大家族垄断全国金融的第一个重要基地。在此前后四大家族又以强制加入所谓“官股”的办法，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一九三三年又特设了一个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到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四行之外，四大家族又设立了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两个金融机构，垄断信托、保险等金融事业。四行二局是四大家族金融垄断的中心机构。此外，四大家族还利用政治和经济特权控制了当时所谓“小四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个银行）、“南三行”（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三个银行）等二流银行。这样四大家族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垄断金融网。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实行了“币制改革”。规定“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按：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 不得行使现金”。所有银币、白银，一律交由指定的银行，兑换法币，实行白银“国有”。这次“币制改革”，一方面在当时对于制止白银大量外流， 扭转金融紧缩、利率高涨、物价大跌的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另方面它又是以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完成全国金融垄断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通过这次改革，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把全国的白银都搜刮到了自己手里，据宋子文宣布，到一九三六年，国民党政府“收回”的白银，除中、中、交三行原有存银不计外，不下三亿元。这次改革后，全国金融界都不得不进一步仰承四大家族的鼻息。这次改革，也为四大家族以后滥发纸币，向中国人民进行最直接的掠夺打开了道路。

国民党政府金融机构对金融垄断的完成，标志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已经形成。

其次，四大家族利用经济政治势力，开始垄断全国的工商业和农产品购销。商业方面有孔家的“祥记商行”及其它七、八个大商行，专门经营匹头、颜料、煤油等货物。宋家的中国棉业公司，操纵全国的花、纱、布市场；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洋米入口；国货联营公司，垄断了全国国货和洋货的买卖。陈家在各地也有商行。蒋介石虽然不直接出面作商业老板，但也插足于孔、宋家族所建立的商业系统之中。工矿业方面，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 是执行四大家族独占全国资源和垄断国家工业的组织机构。四大家族还利用加资和改组的方式，或利用债务关系，控制了许多民族资本企业。在农村， 四大家族拥有大量地产，是全国最大的封建主和高利贷主。四大家族通过征收苛捐杂税、抽调壮丁和无偿地征用土地等方法剥削和掠夺农民。

此外，四大家族还逐渐垄断了全国的交通运输业、电影业、广播业、新闻业和出版业等。

总之，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到一九三六年前后已经形成。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主义。它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的反动经济力量，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和掠夺，国民党军阀连年内战的破坏和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凋敝或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从一九二九年起，民族工业新设厂数逐年减少，规模也不断缩小。而同时，旧厂改组、倒闭的数目却急剧增加。以上海为例，一九三四年新设工厂二十八家，改组二百九十一家，倒闭七十家。一九三六年新设工厂四十二家， 改组四百二十九家，倒闭一百三十三家。当时即使勉强维持生产的企业，也是经常停工减产，开工率严重不足。如全国纱锭开工率，一九三一年为百分之九十二，一九三六年降为百分之八十，如果再剔除在华外厂开工率，华商开工率就更低了。一九三○年，上海九十七家丝厂中，停工的达六十五家， 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尚能开工的仅有十三家，停工率达百分之八十。民族工业的衰退，日益加深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使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据估计，一九三○年全国至少有五十万人失业。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摧残下，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破产。帝国主义不但竭力向中国倾销“剩余”农产品，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尽力排挤中国的农产品，如生丝、茶叶、棉花、大豆、花生等农产品的出口，无不遭受打击，而出现严重的销售危机。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及地主，利用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贫困、逃亡，纷纷兼并土地， 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地主之手，土地集中的趋势更加发展了。地租剥削也日益加重，不但侵占了农民全部剩余劳动量，而且侵占了必要劳动量的一部以至大部。田赋征收额更是迅速增加，四川许多地区的田赋，往往预征到二十年甚至四十年之后。除了这种直接税的剥夺外，还有繁重的间接税压在农民身上。田赋附加及其他苛捐杂税多达十几种乃至数十种。商业资本和高利贷剥削也极其严重。商业高利贷和地主剥削及财政搜刮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封建剥削的天罗地网，对广大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和剥削。这些情况， 加上国民党军阀连年进行内战对农村的破坏，使自然灾害的为害程度大大加剧。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历年都有大灾，无数的农民被夺去生命。

一九三一年长江大水灾，受灾十几个省，灾民五千万。一九三五年水灾，仅鄂湘赣皖四省，灾民即超过一千万。大量农村人口流离死亡，广大农民饥寒交迫。在北方，例如河南农村，“户鲜盖藏，途有饿殍，年壮力富者多挺而走险，致盗贼起于郊野，哀鸿遍于村原，耕者离其阡陌，织者离其机杼，扶老携幼，逃亡四方。”①在南方，例如安徽农民，“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 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②上述情况，使农村的阶级矛盾极度尖锐， 广大农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面对工业衰退，农村破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局面，蒋介石曾企图发起一个所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挽救“经济危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一九三五年四月初，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谈话，称“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机，与解除全国民众之痛苦，须有一个运动继新生活运动而起，其名为国民经济之建设运动”。八月，蒋介石又通电各省，提出这一运动的“实施要项”， 要求各省“切实着眼于建设国民经济，视此为唯一之中心”。在提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后的两年内，蒋介石不断撰写文章，发表演说，还组织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会，自任会长，拟定了经济建设方案。他表示：“政府定有确乎不拔的决心，⋯⋯使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能尽早解除经济的痛苦，得到一条生路”。③但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不过是说说而已。中国社会经济凋敝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经济建设方案， 终归不会收到什么明显效果。随着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蒋介石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也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