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国民党广州联席会议和迁都之争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以后，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各特别区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中央委员和各地代表共八十人出席会议。其中有谭延闿、徐谦、宋庆龄、张静江、孙科、李济深、戴季陶、何香凝、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邓颖超等。苏联顾问鲍罗庭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和领导工作。会议通过《对全国人民宣言》、《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全国人民团体联合会之纲领》、《国民革命军代表条例》，以及国民政府发展问题等多项决议案。这是国民党“二大”以后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宣言指出：“二大”以后的十个月中，革命势力已由两广扩大到长江以南和中国的西北部。“国民政府在中国的领域上，已成为最有势力的政府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势力“一天一天地衰败下去”，中国民族运动“日复一日地发达起来”。但是，帝国主义束缚中国人民的锁链还是依然存在，真正完全打倒军阀的日子尚非目前的事，中国人民所受的痛苦还没有改善。“要达到中国民族完全解放的目的，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买办阶级、走狗政客、劣绅土豪、残酷地主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势力；一定要团结中国农民、工人、实业家、商人、兵士、学生、教员及其他革命知识分子”。

会议通过的国民党最近政纲的重要条文有：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的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保证人民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重新缔结尊重中国主权的新条约；实行关税自主； 废除苛捐杂税；扶助本国工商业，取消在华外国工业的特权；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年息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农民协会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自由；制定劳动法，保障工人的组织自由和罢工自由；等等。

上述宣言和政纲，明确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反映了联合战线中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这种民主主义性质的政纲，是适合中国国民革命的需要的。

会议对西山会议派分子继续给予打击。会议致电汪精卫，要他即日销假， 归国视事。

广州联席会议以后，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全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鲍罗庭、宋庆龄、陈友仁、孙科、宋子文、徐谦等到武汉考察，为迁都作准备。十二月十三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联席会议由徐谦、孙科、陈友仁、宋子文、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唐生智、董必武等组成，

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九页。

以徐谦为主席，鲍罗庭为顾问，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在武汉正式办公。

但是，曾力主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一反前言，提出迁都南昌。由此发生迁都之争。十二月底，由粤迁汉的第二批人员（包括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代理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张静江）经过南昌时，被蒋介石截留。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蒋操纵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改迁南昌，并把此项决定通知武汉。当时南昌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已成为蒋勾结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叛卖活动的中心。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凭借军事力量，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同蒋介石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坚

决斗争。宋庆龄、徐谦、陈友仁等接到蒋介石关于政府改迁南昌的通知后， 立即回电驳斥，要求“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照既定策略来鄂”。一月中旬， 蒋到武汉察看。在一次“欢迎”蒋的集会上，各界群众代表当场一致要求“国民政府中央党部从速迁鄂”。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率众高呼“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一句百和，备极热烈。”①随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及省总工会、省学联、省妇女协会等群众团体和第四、第七军政治部，纷纷通电敦促政府“立即迁鄂”。在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人和广大群众的反对下，蒋介石迁都南昌的图谋没有得逞。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结束，国民政府在汉正式办公。三月上旬，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和一部分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到达武汉。

武汉的革命势力在迁都问题上战胜了蒋介石，后来又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和个人独裁。但此时蒋的羽毛已丰， 武汉国民党中央已奈何他不得。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肆无忌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