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化的“围剿”

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大规模的文化“围剿”。

首先是剥夺革命文化的任何出版自由。一九三○年十二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出版法》，对报纸、杂志、书籍及其它出版物的出版作了种种限制和规定，一切出版物均须交审，非经许可，不得印刷或发行，违反出版法的规定，处以罚款、扣押、停止发行和判刑等。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规定了“宣传品审查标准”，凡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党及其不抵抗政策，要求民主和抗日，直至对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的，一律严予禁止。一九三四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 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在付印前都必须将稿本送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不送审的要“予以处分”。审查委员会不但删削文章，而且“改”文章，如果不按削改的印刷，就“予以处分”。

其次是查禁进步书刊。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初，国民党即实行所谓“邮电检查”，扣押进步书刊，予以销毁。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命令特务机关军统局接管各邮电检查所，由军统局“统一全国邮电检查事宜”， 并密令施行“邮电检查规则”。国民党以种种所谓罪名查禁进步书刊。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也都在禁止之列。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密函上海党部，查禁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籍，并令“连底版一并呈缴销毁，毋稍违误”。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社会科学和文艺书刊被查禁押扣的达千余种。一九三六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密制订了《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查禁文艺书籍三百六十四种。一九三六年八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发《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查禁六百七十六种社会科学书刊。

除了查禁书刊之外，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派遣特务、侦探，组织流氓、暴徒袭击和捣毁进步的文化机构、报馆、书店和电影院，投寄匿名恐吓信，绑架和暗杀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人士。一九三一年一月，著名的优秀青年作家

共产党员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被捕，二月七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特冬捣毁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同时发函警告上海各大小电影院，“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影片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同月，国民党特务袭击良友图书公司，并发信警告各书局各刊物，“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 “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来对付，“决不宽假”。上海报业资本家《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因为《申报》发表反对不抵抗政策和抨击国民党“剿共”政策的言论，抵制国民党控制舆论，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一九三五年五月，《新生》周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涉及了日本天皇。日本驻沪总领事提出抗议，说这是“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国民党政府立即禁售该刊，查封该周刊社，主编杜重远被判处徒刑一年又两个月，并有七个审查官因此被革职。

国民党反动派以各种方法迫害鲁迅。他们诬蔑鲁迅“拿苏联卢布”，诬蔑他“乐于作汉奸”，“领日本津贴”，甚至派特务监视，准备暗害。杨杏佛被暗杀时，在暗杀的黑名单上还有鲁迅的名宇。鲁迅因为受迫害，曾有三次不得不离开住所到别处躲避。

国民党反动派除了用以上种种手段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外，还开书店，印刊物，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其残酷性是举世未有的，然而革命文化并没有被消灭，相反，文化革命更深入了，革命文化仍在曲折地滋长。国民党反动派查禁进步刊物，刊物出得更多；封闭书店，书店仍在卖进步书籍。为了躲过反动当局的查禁，转移分散特务、暗探的注意，让革命书刊能够出版、发行，共产党人和革命文化工作者采取了许多巧妙的办法，如采用伪装封面，变换刊物名称，报纸采用当时流行的消闲性小报的编排形式等等。反动派杀害进步作家、革命青年，“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葫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①“围剿”左翼文艺队伍，而这支队伍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仍在不断发展壮大。“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