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的加深

正当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敦睦邦交”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却将它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平、津、冀、察。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借口中国方面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活动，破坏了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的无理要求， 并调动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六月初，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秘密谈判。七月六日，何应钦致函梅津，承认日本的要求，内容包括：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 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取缔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这一协议，习惯上称作《何梅协定》。一九三五年五月底，察哈尔驻军逮捕了在察省活动的日本特务，随即释放。日本又以此为借口，提出蛮横的要求。六月二十七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代表特务头子土肥原达成《秦土协定》（即《察哈尔协定》）。内容包括： 保证日人在察省自由来往，取消在察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察东非武装区， 二十九军从察哈尔全部撤退，察省主席撤职等。从此，中国在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日本侵略者接着又积极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自治运动”。一九三五年九月，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发表声明，提出华北五省组织“联合自治”。十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鼓励华北自主案”。十月十三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具体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十月二十二日，日本侵略者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地主武装和流氓无赖暴动，占领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所谓“自治宣言”。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毒犯，向国民党政府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以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日寇扶植反动封建王公和伪军头目成立所谓“内蒙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派特务头子土肥原到保定、太原、济南等地进行活动，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采取妥协敷衍的政策。他既不能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致使华北政权公开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管辖，又慑于日本的武力不敢拒绝，于是再派何应钦北上，与宋哲元等各方商议解决办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十七名委员中，有宋哲元派，有蒋介石派，也有汉奸亲日派。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没有公开挂“自治”的招牌，但已把冀察置于南京政府管辖权之外，成了变相的“自治”。

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危机达于极点。汉奸和日本浪人随意横行，无人敢阻止。驻华北的日军时常举行演习和进行挑衅活动。国民党军政官员争相携带家属南下。故宫古物陆续南运。各

大学当局准备南撤。这种险恶的形势正如北平学生所说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