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代的地理学

当代的地理学，在其主要的特征上区别于洪堡和李特尔的地理学，以及他们的学生和后继者的地理学。当然不能够把两者严格地划分开。1859 年是新地理学的两位创始人去世之年，人们可以说，整个时代都跟着他们进了坟

墓。同时，这又是达尔丈《物种起源》（Entstehung der Arten）这部书出版的一年，这部书不只对于生物学，而且对于植物地理学和动物地理学以及人类地理学，也都具有极大的意义。由佩舍尔的《比较地学的新问题》（Neue Pro- bleme der vergleichenden Erdkunde）而在地理学见解上真正引起变革，却在十年以后才开始。

国家对各地区的强占和殖民方面的进展，运输业和交通的发展以及因此旅行所得到的便利，还有由于军械技术改进不断获得成功而日益增长的对自然民族的优势，制造罐头食物的进步，日新月异的医药和卫生知识和其他事物，都使旅行容易了，并使进入未知的和敌对的地区成为可能。因此这个时期，在北极和南极、中亚细亚、非洲和其他大陆的内部，即仍不为世人所知的地区，也为知识所占领了，把地图上的空白填补起来了。大部分发现旅行家现在也多少具有科学的教养，可以把他们同时当作考察的旅行家看待了。但是狭义的考察旅行所要克服的外部困难比以前少了，且多半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往往又限于一定的课题，即专门化了，或者针对着植物学或动物学方面，或者地质学、民族学和考古学方面，或者狭义地针对着地理学方面。为了增长自己的知识，或者为了娱乐，这类旅行者愈来愈多了；但是如果他们是有教养的人，或者是具有科学素养的人，便也可以带回许多有价值的观察材料。尤其是现在很容易实现的环球旅行已成了流行的事情，环绕地球的漫游者充斥着远渡重洋的轮船和旅馆，但他们并非都是头脑清醒的人。一种特殊的旅游者是登山家，他们不再以攀登我们阿尔卑斯山未曾被征服的山峰为满足，他们还要踏上或者企图踏上欧洲以外的山脉的最高峰，并由此而增进了对高山的知识。

由海军船只进行的并有学者参加的世界大旅行很少了；值得提出来的只有六十年代奥地利的诺法拉考察队。研究深海的考察船则属另一类：七十年代有“查伦格号”的英国考察队，“蒂尤斯卡罗拉号”的美国考察队，“加策莱号”的德国考察队，后来有动物学家库恩率领的德国“法尔迪菲阿号” 的航行（1898—1909 年），最近有德国“梅特奥尔号”的航行，后者只限于南大西洋的范围，而且多次横渡，因而就带有不同的特点。

知识也向着极北和极南前进，最后达到了两极。

从事北极考察的第一大步，是 1878—79 年诺尔登斯彻尔德乘“费加号” 回航亚洲。探寻了这么久的东北通路因此也被找到了，而且同时确定这条路不适于经常航行；只有到鄂毕河口或者至多到叶尼塞河口，经常的航行才是可能的。在五十年代，从北美两侧的发现工作达到了班克斯地，北美北部的边缘才算被确定下来。这时美国人卡内、哈耶斯和哈尔，英国人纳雷斯，都为群岛的进一步发现作出贡献。1902 年，斯维尔德鲁普在群岛的北部逼进到西缘；1903—06 年，阿蒙森大致循着大陆的海岸最后完成了西北通路。由科尔德魏和丹麦人科赫率领的德国极地考察队，沿格陵兰东岸进一步扩大了知识；披利驾雪橇旅行发现了北岸，从而完全确定了格陵兰的岛屿性质。1883 年，诺尔登斯彻尔德从事进入格陵兰内陆冰地的第一次伟大探索； 1888 年南森第一次成功地横穿格陵兰，后来别人也横穿过。由帕耶尔和魏普雷希特率领的奥地利探险队，1873 年已经发现了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1893—96 年，南森先架雪橇、最后徒步由新西伯利亚群岛一带出发，向西徒步横过北冰洋，越过北纬 86 度； 1900 年，意大利人卡尼，他是阿布鲁增公爵的一

个随从，达到了更远的地方。1909 年 4 月 6 日，披利长途跋涉越过结冰的海

面达到了北极，或者至少是位于北极附近的地点。

南极的考察，在罗斯旅行以后一时陷于停顿。在德国人诺伊迈尔和英国人马尔克汉的鼓动下才又恢复起来。但是最强有力的推动则来自一艘挪威捕鲸船的航行，因为参加这次航行的青年自然研究家博尔希格雷温克第一次踏上了南极大陆。格尔拉黑和阿尔克托夫斯基率领的“贝尔吉卡号”，于 1898

—99 年第一次实现了在南极冰原中过冬；博尔希格雷温克于 1899—1900 年

驾狗拉雪橇进至 78 度 50 分处。在以后的几年间，各国考察队几乎同时热烈地争取得到南极地方的知识：德国的由德利加尔斯基率领，英国的由司各特率领，苏格兰的由布留斯率领，瑞典的由奥托·诺尔登斯彻尔德率领，法国的由夏尔科特率领。英国的探险队运气最好，它的活动区域在罗斯海，这里海面伸入极地最深。在一次雪橇大旅行中，司各特穿过罗斯海的冰面，在其南的山脉中行进了一段路程。其他探险队接着来了。沙克利通于 1908 年在长

途的漫游中穿过高原，前进到 88 度 23 分处，他的随从戴维斯找到了南磁极。

1911 年阿蒙森到达南极，司各特比他晚几个星期也到了。沙克利通穿过南极大陆的一次尝试（1914 年），刚一开始就失败了。

不能否认，在北极和南极的发现工作中，体育的荣誉感超过了科学的兴趣；但是科学的成绩也是重大的，虽然在个别地方空间知识照旧有许多空白， 南北极海陆分布的大轮廓却是确定了。现在我们知道，在北亚和北美，在北美的北极群岛和格陵兰等地以北，只有零星的岛屿，主要部分是海洋，当然不象长期为世人所信的那样是汪洋大海，而是一年到头大部分满盖着冰的海洋。但是我们也知道，南极相反，不只有一些零星的岛屿，而是一个仅由一条狭窄海峡分开的大陆，其大小居于澳洲大陆和南美洲之间。澳洲大陆在地理学史上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虽然整个大陆并不怎么大，现在它却可以庆祝它的复活了。探险站对于科学地研究极地气候和一般的自然情况非常重要， 1882—83 年间，各文明民族在这里按照共同的计划进行了种种观察。现在让我们转向各大陆的内地吧！欧洲是一个经过精密测绘和仔细考察的地区；发现家的求知欲只有靠攀登阿尔卑斯山高峰来满足。对亚洲的知识有了长足的进步。西伯利亚已经进入仔细考察的阶段，负责这项工作的不再是德国的研究人员，而是俄国的研究人员。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使许多旅行家穿过这个地区至少可以对它获得一定的印象。从七十年代以来，图尔安①

——即阿拉洛卡斯皮低地及其边缘地区——也并入了俄国的版图，因而给科学研究打开了门户。六十年代时，匈牙利的东方学者瓦姆拜里还只有装扮成伊斯兰教的朝圣者才能够在这里旅行，现在只要有俄国护照便可以坐火车进入。除了俄国穆什凯托夫等人的考察，外国的旅行者也使知识丰富了。高加索各地的知识则特别是由于拉德的努力得以加深。

现在，到原来土耳其去旅行也容易了。从事考古学的旅行家尤其乐意造访小亚细亚，基佩尔特制成了小亚细亚的地图。菲利普松详细地考察了西部地方。战争也促进了知识的进步。关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形，大致和上述相类似。反之，阿拉伯地区因其自然情况和居民性情暴躁，很长时期都为欧洲人的进人造成极大的困难；直到今日，进入内地的旅行都还是道地的发现旅行，地图上满是空白。伊朗按照对它的知识的程度说占据中间地位； 旅行还是困难的，缺乏精密的测绘；但是，各国的旅行家们大体上已经明了

① 图尔安在里海以东、咸海周围苏联中亚的低地，占据土耳其斯坦的绝大部分。——译者

了这个地区的特征。

约在 1860 年，对于中亚细亚还几乎不知道什么；1857 年拖拉京特魏特在喀什被杀害。现在考察工作大致同时从北面和南面，稍晚又从东面进入。俄国和英国的领地直接毗连（英国可以使用印度婆罗门教的学者去考察对欧洲人封锁的西藏），这两国的考察人员最多；但是瑞典人斯文·赫定的考察具有最高的水平，他开拓了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西藏内部的知识。天山的第一个考察者是谢苗诺夫，戈壁的第一个考察者要算普尔热瓦尔斯塞。

日本接受欧洲文明意味着知识的一个决定性进步。由埃·瑙曼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测绘，而其他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学者在各个科学部门中打下了基础以后，该国的考察工作便逐渐转移到日本人自己手里了。但是由于旅行的便利，土地和人民的优美，欧洲的和美洲的旅行者却年复一年地到这里来， 获得一般的常常也是十分表面的观感。

对中国的考察进展要缓慢得多。李希藿芬在他奠定基础的科学考察旅行中（1868—72 年），还须克服相当的困难。但是，现在几条主要的路线，由于修建了铁路而很容易通行了，欧洲的考察家这时进入了国内各部分。中国人自己却很少参加本国的科学考察。

不列颠的殖民地前印度已经是一个经过系统的测量和建立了观察网的区域。当然这个观察网比欧洲的要稀得多，大约象 100 年前的欧洲；但是，现代的科学方法却处于当时的高水平。真正的科学考察工作从未为官府的努力所完成，还留下许多工作需要去作。后印度内部各地一般是到了这一个时期， 即从六十年代起，才为知识所征服：在不列颠所属的西部，英国的考察和测绘开始了；在法国所属的东部，法国的考察和测绘开始了；而暹罗①的考察工作和前者相比最为落后。因荷兰政府的努力，东印度群岛的知识大有进步， 在有些部分，尤其是爪哇，几乎和欧洲各国一样为人所熟知。即使对于科学的专门考察，尤其是对于植物和动物的考察，这里也是一块很令人感奋的园地。西班牙统治时期菲律宾的近代考察工作是落后的，只是从美国占领以后才开始比较积极地进行。

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其他部分，在我们的时代开始时仍然很少为人们所知道，这是因为它们的自然环境对考察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前者。欧洲殖民的初期把知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尤其是我们德国人， 可以因对于直到此时还为我们所拥有的殖民区域的知识，而有理由感到骄傲。

在澳洲大陆，定居活动由东海岸越山脉而向西一直伸展到可以定居地区的边缘，也有由西南角进入内地定居的，其主要目的是探寻金矿。1872 年由卡奔塔利亚湾到南岸纵贯全境的电线安装以后，东西向和西东向的横穿大陆踏勘也成功了。

新西兰的情形和澳洲相类似。这里的科学知识特别为霍赫施泰特尔所推动。在散布大洋中的较小岛屿上也完成了不少考察工作。

在非洲，这时仍然继续着发现旅行的时期，关于这些旅行，这里只举出其中最重要的。罗尔夫斯在许多次大旅行中（1865—79 年）穿过了撒哈拉沙漠；1869—74 年，纳赫蒂加尔经撒哈拉到苏丹：施魏因宫特考察了加扎勒河

① 暹罗即泰国。——译者

和韦莱河区域。在东非洲， 1866 年利丈斯通由桑给巴尔岛到尼亚萨湖，由此向北进入内地，他在那里失踪了。1871 年，美国报纸记者斯坦利成功地找到了他。他这时候身体很坏， 1874 年他在巴加莫约开始大旅行，越过坦噶尼喀湖到刚果河，向下航行到达大西洋，横穿了非洲大陆。在这以前不久（1873

—75 年），英国人喀麦隆在稍南的地方已经横穿了非洲。经过这两次旅行， 刚果河流域大体上被发现了，解决了非洲最后的水文方面的大问题。此后几年，刚果河的南方支流流域，特别是由布拉柴、波热、维斯曼等人进行了考察；维斯曼第一次在这个宽阔地带由西方横穿非洲（1880 年）。1877—79 年，葡萄牙人平托在更偏南一些，由本格拉到德斑横过了大陆。斯坦利经过刚果北部的森林区域到达东岸的另一次旅行也特别重要（1888—89 年）。

但是在这期间，非洲的考察已经具有另一种特征了。斯坦利横过非洲， 促使比利时王利奥波德考虑建立刚果国；约征同时，德国在许多地方（多哥、喀麦隆、西南非洲和东非洲）也建立了殖民地；英国人和法国人扩大了他们的殖民地，葡萄牙人则力图巩固他们的领地。政治上的瓜分决定了地理考察的工作；每个国家都力图清楚认识它的殖民地，和欧洲人的占领相关联的还有经靖和开垦，使旅行和考察便利了：文武官吏在他们的旅途中测绘了路线图，派人在气象站中从事气象观察，科学的旅行家则可以从事详尽的考察了。

约在本世纪中期，北美洲建立了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联系。但是对整个西部仍然等于全无所知，联邦政府迫切感到在这里奠定知识的基础是刻不容缓的需要。派出了由海登、金格、波威尔、威利尔、魏特尼等人领导的许多考察团。因为对西部的主要兴趣在于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些考察中地质考察便很幸运地和地形考察结合起来了。1879 年设立了地质调查所，在波威尔领导下有吉尔贝特和迪尤通等人材在所内工作。这些考察团不只是推进了地区的知识，而且也大大地推进了一般大地构造的和地貌的知识。稍晚些时候，加拿大的考察工作也以类似的方式开始了。

中南美洲这时仍然落在北美洲的后边。沿内地河流的旅行，如克雷沃克斯的航行，斯泰南及其随从者沿中固河的航行，都是真正的发现旅行。在这里，大型科学旅行也渐渐为单项考察所代替，除了或许是更为人喜爱一些的植物和动物考察，则代之以地质的和狭义的地理考察。真正的测地工作，起初也只是在有限的地区开展。从事自然科学深入考察的有许多老年和青年的研究者，尤其是德国的。在安第斯山地区北部的一些旅行就举不胜举了，这里我只想提出赖斯和施蒂贝尔专门研究火山的旅行。

如果说本世纪前半期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测度工作促进了关于地球形状的知识，现在测度工作就越来越统一化了。1861 年贝那尔建立了中欧的测度工作， 1867 年扩大为欧洲的测度工作，1886 年扩大为国际的大地测量（在黑尔梅尔特领导下）。与此相结合，系统重力测量工作也进行了。通过这些工作，我们知道地球并不是规则的椭球体，而是一个不规则的形体——扁球体，但是它和椭球体的差别并不如最初人们所相信的那么大，而是保持在较小的限度以内。

天文确定地点的工作起初仍然是沿着和以前相类似的道路前进，但是， 后来由于全球到处有电报通达而得到了极大的便利。因为有了电报，报时就戍为可能的了，从而使经度数据达到了高得多的精度。文明国家的地图测绘是和测度工作联系起来的，并且是系统的全国测量。在测绘地图时人们采用越来越大的比例尺，在我国是用 1：25，000 的比例尺，最近甚至有人开始利

用土地注册的测量，绘制 1：10，000 甚至 1：5，000 的比例尺的地图。除了这些官方测量，有些山脉地带还进行着私人用照相方怯进行的测量。某些殖民地国家也开始了系统的全国测量，虽然是用较小的比例尺。但是，人们要清醒地了解，地球上大部分地方的地图只是汇集路线图加上个别的地点测量制成的，因此还合有大的误差。最近开始用飞机测量，这有很大的优越性， 尤其是在难以通行的林区。

地图投影的理论和实践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由于蒂索特关于投影歪曲的研究（1881 年）；哈默尔把这方面的进步引入德国。贝格豪斯和福格尔以练达的手法把大比例尺地图缩成小比例尺地图集以及一览图，用路线图构成地图的方法，主要是基佩尔特、佩特尔曼和哈森施泰因完成的。大比例尺地图和一览图上表示地形的画法，也提高到某种圆满的程度了。复制的技术， 如铜雕版和不那么美观却便宜得多的石印，以及可视为中间阶段的铜版印刷，这些方面的进步都十分重要。

对于地球内部的看法，由于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尤其是关于临界点的学说和镭、氦的发现，受到了新的推动；但是，这些进步影响到地壳构造的理论，而对于地理学则只有间接的意义。严格的物理学方法也应用到火山、地震、冰川、河流和湖泊的研究，因而它也有一部分列入地球物理学的研究范围；但对它进行研究时仍然主要用地质学和地理学的观察方法。

地质学得以依靠两种新形成的重要的辅助科学，即显微岩石学和古生物学，后者由《物种起源》得到新的推动。因而地层学的年龄测定大为改进了。对岩石特性中表现出的形成方式，在科学研究中长时期被忽视了；到了最近才给予较大的注意，从而比较清楚地理解了地球历史和古地理学。所谓古地理学，即关于过去地球时代中地表地理情况的学说。

构造学，即关于固体地壳内部构造的学问，它直接伸延到地理学中。十九世纪中期它只有一些苗头；已经能剖析若干简单的山脉，对于大山脉的阐述还圃于所谓由喷出物上升而形成这个框框。美国人丹纳和康特最先把山脉的形成理解为普遍的过程，一切岩石在这种过程面前都处于被动状态，而且他们把这种过程归结到由于地球冷却引起地表的凝缩作用。爱德华·修斯首先把这种理论运用到阿尔卑斯山（1875 年），后来在一部出色地概述地球的大型著作（《地球的面貌》Antlitz der Erde，四卷，1885—1909 年出版） 中进一步有所发展；大约和这部著作同时，阿尔贝特·海姆根据他的老师埃舍尔的思想，详细地论述了阿尔卑斯山的一条山脉的招皱构造（《山脉形成的机理》Mechanismus der Geblrgs bildung，1878 年出版）。然而面对日益深入的研究成果，这些见解的某些方面就站不住脚了。人们不能说褶皱论被逆掩论所代替，而应说被这种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修斯关于固体地壳一切垂直运动都是沉降作用的假定，也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或者至少是片面的；地块运动大概大部分是隆起作用，除了在断裂附近的地块运动外，大的扭曲作用在我们的见解上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许多研究者又认为岩浆有积极的意义。大地构造学现在成了积极进行的单独研究的园地，这种研究不但必须依靠关于地层层积作用的精确观察，而且还必须依靠关于地层年代关系及其岩石性质的精确观察；因而它越来越脱离地理学的工作领域，而地理学则必须接受它的成果。

除了构造学，研究固体地表的地貌学也蓬勃发展起来了。它长时期为地质学所忽视，是在地理学中形成的；因为地理学如果只记述地形，不懂它的

形成原因，就不能对它提出明确的见解。某些萌芽自然是存在的，尤其是在英国的地质学中；但是，对于形成河谷的规律缺乏清楚的理解，而这却是了解其它大地形的必然的出发点。当时人们仍然认为河谷大部分是山脉隆起时产生的张开的断裂；证明阿尔卑斯山大何谷的侵蚀性质，是巴塞尔的解剖学者吕蒂·迈尔的功绩。因土地裸露随处可见岩石呈层状因而便于观察的美国科迪勒拉山的研究，给地貌学带来特别丰富的成果；波威尔发表了断层谷的解释，吉尔贝特第一个提出了侵蚀的理论。地貌学的进一步成熟要特别归功于李希霍芬，他是第一个观察干燥区域特殊地面形态的人。这期间冰川地形的研究也向前大大推进了：瑞典人托雷尔认识到德国北部平原的沉积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内陆冰，从而在这里得以进行细致的研究工作，并取得成绩； 彭克对于德国阿尔卑斯山的冰川作用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如果说人们最初只想到地表形态与岩石的性质有关，则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它还有赖于气候，因而越来越把它推进地理学的范畴。研究工作越深入，就越了解地表的侵蚀和变化的程度之大，也越看清楚它不仅限于河谷，而是遍及陆地的整个地表。美国戴维斯试图把由于侵蚀作用导致的地表形态强纳入一个用演绎法导出的模式中，为此博得不少称赞；可是，现在大多数人都看到这个尝试是失败了； 同样，佩舍尔想用比较的地图研究来解决地貌学问题，这个企图也没有成效。

土壤学，即关于各地区地面物质性质的科学，长期以来地理学没有注意到这方面；应当感谢李希霍芬把它纳入地理学观察的范畴。但是西欧的研究主要是把土壤和岩石联系起来，俄国的学者和原籍德国的美国人希尔加尔德，则认识到土壤受气候的制约作用。

水文学分化为各种分支学科。高山积雪和冰川，一部分由地质学、一部分由物理学用它们的方法进行研究。关于地下水和泉水的很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工作，多半都转移到全国地质测量工作里了。流水的运动规律特别为水利工程家所研究，他们在工作时必须估计到这方面。湖沼学成长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日内瓦人福雷尔对于这个学科的研究取得了最大的成绩。但是，地理学对于水文的浓厚兴趣因这种分化而得不到满足；道地的水文的地理学，是要将水流在地表上的分布加以综合的阐述，但这方面几乎还没有开始。

海洋学有长足的进步。最大的进步是关于海深的研究，它之可能成为这一时期的事，是由于 1854 年布罗克发明了测深锤。除了我在概述本时期的旅行时提到的特别考察工作外，电缆的敷设也促进了海深的考察。关于海底形状，可靠的、显然还十分概括但却正确理解了主要轮廓的知识代替了含糊的和想象的观念。温度测量和其他物理观察往往也和测深结合在一起。关于海面的知识也得到重大的推动。过去只是由航速测量所得的位置和天文学定位测量之间的偏寓来推定海流，现在则也越来越多地依靠海水的温度、盐分、密度等的观察。但是就海洋学当时的情况看，与其把它算作地理学的一部分， 还不如把它当作一般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把海洋作为地理单位来理解还只刚有一点苗头，例如朔特的《大西洋》（Atiantischer Ozcan）。

地球上移民活动和欧洲化的不断发展，给气候学提供了许多新的材料； 新的测侯站设立起来了，设立时间久的测候站得到了比较长期的全年观察， 因而得到的平均值就要稳妥了。但气候学的看法在变化，虽然只是缓慢的。本时期的初期，由于有了简要天气图，气象学的面貌已完全改观，拜斯·巴洛于 1854 年把这种天气图引进科学里，从此这种作法普遍地传播起来，成为理解天气和预报天气的基础。因而气象学便由大气的平均状态转向面对每一

瞬间的实际状态，也可以说：由气候转到天气。正由于此，气象学和气候学便分道扬镳了；只有后者还留在地理学里，前者则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它可以说是建立在物理学之上，可是由于大气过程的极大复杂性，又越来越和物理学分离开。统计的观察方法不大使用了，特别重视动力学的观察方法； 人们可以把今日的气象学称为天气的自然史。关于内容的理解也起了变化； 不再从风中，而是在气压的分布中，寻找这些过程的关键；因为风、雨量以及温度都是受制于气压的。直到最近时期，一种相反的见解才起作用；信奉者越来越多的极地锋面说，在某种方式上是回到了多费的看法。这种见解上的变化，并非径直地越过了气候学；但是，迄今为止气候学却还很少利用这种见解上的变化，大体看来它还是一种偏重统计的科学，使用平均值从事研究，而且过于单纯依靠测候站的观察。

植物地理学和动物地理学从两个方向上超过了前一时期。

一种进步是基于进化论。十九世纪初期拉马克已经宣布了这个学说，但是采用这个学说的很少。到了这时，才由于达尔文本人，更多是由于华莱士， 它渗入到动物地理学，并由胡克尔和恩勒把它应用到植物地理学。特别是岛屿和山地的动物和植物，都置于邀传学和族谱学的观点之下。在互相隔离的分布区域中不只出现同一种类，还出现有亲缘关系的种类，这些都由过去的联系来说明，因为有亲缘关系的种类是同一种源由于空间的分离而发展起来的。不仅是用过去的陆桥可以解释这种联系，其他气候条件也可以提供解释， 例如互相分隔的山地的凉爽高地上相似种类的出现，说明在冰期位于其间的低地具有相同的气候。当然，这样一来便为这个假说开拓了一个广阔的领域， 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十分大胆地应用起这个假说，他们往往因在一个岛上出现某一种植物或动物的种属而认为原先曾存在整个大陆，现在则沉没了。但是比较严格的方法逐渐得到贯彻，寻找直接的地质证据以证明所假设的过去时代的情况就尤其必不可少了。

另一个进步是更深刻的生态学的见解，所谓生态学，乃是使用海克尔所赋予的名词。这个名词最初是属于植物地理学的。洪堡在他的植物形貌学中， 除了植物系统的亲缘群，还注意到植被的形态和植被群系，别的人也在这方面追随他。格里泽巴赫在论地球上的植被的一本很好的书（1872 年出版）中， 根据扩大了的知识阐明了植被对气候的依赖关系。植物生理学的进步使席姆佩尔和其他植物学家有可能首先在热带和北极，以后也在其他气候不甚特殊的地方，从植物学的观点理解植物的生长器官对于生活条件的依赖关系。可是似乎也掺杂了某些错误的见解，现在则出现了某种相反的见解。

动物地理学长时期没有采用这种生态学的考察方法；只有在海洋的动物界中，开始根据不同的生活条件划分区域。最先是从地理学方面感到了这个缺漏，海塞受到这个启发，在他的生态动物地理学中综合地来进行这个课题。

在这个时期，随着佩舍尔对李特尔和李特尔学派的批评，人类地理学开始了。这种批评部分地是不公正的，并且通过错误地运用比较法——这种方法没有恰当地对待李特尔已经强调过的人类事物的历史发展——来否定人类受制于自然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毫无疑义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批评有它的功绩，它用狭义的因果的见解代替了目的论的见解，因而为深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虽然许多因果联系是早已剖析明白了的。自然地理学的巨大进步也有利于从地理方面理解人类；因为要清楚地理解一个现象从属于另一个现象的关系，只有精确地认识这些现象。这里只举一个例子：由于人们区分不同类

型海岸所产生的影响，于是海岸构造影响交通和移民原属模糊的看法就得到了强调。地志学的研究一般也引申到人类的地理情况。在七十年代，基希霍夫所作的地志学讲演已经讨论到这种情况，别人的讲演也有类似的倾向。李希霍芬的《中国》（China）第一卷（1877 年出版），关于中亚细亚的民族住地和民族迁徙有精彩的阐述。因此就不能说是拉采尔创立了人类地理学。拉采尔在 1882 年出版他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第一卷， 最初只打算出这一卷。按研究自然影响人类这一形式看，它提出了一个人类地理学的绪论，还不是人类地理学本身。第二卷（1891 年出版）才深刻地研究了人类的分布、人口状况和移民。拉采尔在把人类地理学的考察运用到民族学的时候，过份地强调交通对人类分布的影响，低估了受环境的制约，而在民族学上，以前在巴斯蒂安的影响下这种制约关系曾受到过分的估计。然而也有一类倾向很得势，即把关于人类的地理考察局限在景观图景中出现的事实，从而把这种地理考察当作不是份内的事情，把它从一般地学意义上的地理学中完全排除出去，至少也要十分限制它。但是，这种倾向却未能奏效； 相反，在奠定了自然地理学的基础以后，人类地理学研究的潮流却越来越宽广。现在，人类地理学的著作看来比自然地理学的著作还更丰富。但是这些著作对于重大的历史联系的重视，要少于、或者过分少于对于聚居、人口、移民、交通、经济生活等事实的重视。到了最近，也重视了政治地理学的问题。和历史的这种松弛了的联系还没有重新扣紧，但是其原因更多地是在于历史学家轻视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而不是地理学家忽视历史的发展。

十九世纪前半期，在各个地学部门以及旅行记中，关于大地和各地区的自然情况已经积累了一个丰富的知识宝库，而且它天天有所增长。但是很长时期中地理学还很少将它整理。李特尔和李特尔学派的著作中很少论及各地区的自然情况。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的。极地和大陆内地的大发现事业把地理的兴趣提高到了顶点，大量的地理学会建立起来了，新的地理刊物办起来了，别的刊物，例如《海外》（Ausland），大部分内容纳入了地理学的轨道。整理越来越丰富的资料无疑成了地理科学的任务；而越是涉及没有真正国家和没有历史的地区，以前的片面地热衷于历史或统计方面的地理学，就更不知道如何着手，因而越是感觉到必须广泛地考察各地区的自然情况。几十年中地理学停留在新材料的搜集和登录上；约在六十年代末，追求更深刻的科学理解的需要终于闯出了新路①。

不久，先是《海外》的一组连载文章（1866 年以后），后来（1870 年） 是专著，如佩舍尔的《比较地学的新问题》，勒克吕斯的《地球》（La terre）， 便依次出版了。佩舍尔的虽然有些停留于表面但思想丰富的书，尤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地理科学的一个新时期。

佩舍尔在他的《地学史》 （Gescbichte der Erdkunde）中，比李特尔学派更广泛地理解地理学的概念，在《新问题》一书中，尝试用比较的地图研究说明峡江②、岛屿、三角洲和固体地表的其他形体的发生，以及草原和沙漠的分布，解决李特尔和他的学派完全搁置了的问题。当然，对于李特尔的这一攻击是不公平的，并且过分流于对使用“比较的”这个词的争论。所

① 参考第一编第五章第一节的注。

② 峡江也称峡湾，这是指象挪威沿海的峡江，一种分布在长而蜿蜒曲折的深谷内的并有高峻陡岸的海湾。

——译者

谓的新问题大多数早已为地质学家或其他自然研究家讨论过，过高地估计比较的地图研究也是值得疑虑的；但是那时候大多数地理学家不大熟悉自然科学的文献，尤其是国外的这类文献，所以他们就没有产生这样的疑虑。为一个全然新的研究领域打开了眼界，研究工作表面上的安全和便利，描写的优美，都发生了诱惑的作用；地理学好象这时才获得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特征。它曾陷入僵局，现在复苏了，开始重新发芽开花。洪堡和别的大旅行家所曾给予的启示，现在才完全被接受，自然科学进入到地理学中，尤其也进入地志中，关于人类的地理学的考察也重新活跃起来。现在进入了一个令人高兴的兴旺的并获得表面成就的科学时代。李特尔去世后大学课程中看不到地理学了。现在佩舍尔被任为莱比锡大学的地理学正教授，不久许多普鲁士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都步莱比锡的后尘。德国的其它地区以及其他文明民族的大学，都逐渐设立了地理学讲座。

但是，重建地理学的这些努力却太过份了。一种真正的占有狂充满了地理学界；新问题的诱惑，人们还未能预见到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还有不是由科学的实际发展出发，而是由它的名义、由抽象的思考出发的方法论的错误见解，引导地理学进入久已为别的科学研究过的领域。那时候曾听到有人发表这样的意见，认为地理学应有的地位类似于哲学，不是和各个科学并驾齐驱，而是居于它们之上，它应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经验科学而取代哲学。有关的各种科学都反对这样侵犯，尤其是地质学和气象学不愿降低成为地理学的分支部门，这当然是不足为奇的。地理学家自己也开始认识到过于扩大和由此而趋于肤浅的危险性；限制并排除一切本行以外的内容，形成一个范围有限并且有特定研究和表述方法的这种希望，逐惭代替了占有的狂热。

有些年纪大的地理学家，再加上把地理学当作奴仆的历史学家，都宣扬要回到李特尔时代，意味着要完全侧重于研究人类和人类历史。这是不可能的。地表的自然情况，不同的区域和景观所有的不同的发展，都要求科学研究；不只是描述的，而且还要深入到原因的讨论；系统科学不会深入到这方面来研究；人类地理学要是建立在一个过于贫瘠的土壤上也不能发展。无人烟的无历史的地区，就应该完全排除在地理学之外吗？现在，至少在地理学以内。再没有人附和这种思想了。

但是，另一种观点也同样难以贯彻实行，这就是认为地理学应该限于自然，完全把人类抛开，它只应该说明由历史、国民经济学以及有关人类的科学所接受的那些线索。这种见解和我们这门科学的历史是完全矛盾的，在这部历史中人类永远演着一个角色，甚至多半比自然还要重要的角色；人和自然一样都属于各地区的内容，而自然也只是在地球上很少几个地方和人类无关，它多半为人类所改变，所以单只由于这个理由，地理学也绝不能抛开人类。

李希霍芬的见解对地理学的观点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在他的《中国》一书第一卷的结束语中所表现的思想，还过于片面地侧重于地理学与地质学的关系，就是在被认为是近代地理学的真正纲领的他在莱比锡的就职演说中，他也没有完全找到符合于他的见解的明确的方法论的措词。他也没有前后一贯地坚持这种见解，后来，他还偶尔倒退到把地理学视作一般地学那种曾被他自己克服过的旧见解；但是在学术史上，重要的是根本思想，而不是明确的文字表达。而根本思想是清楚的。地理学屏绝了整个地观察地球的作法，放弃了并吞曾对地理学有贡献但久已独立的各种科学，如天文学、测地

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等，同它的整个历史发展相适应，它认为它的任务在于认识地表的差别性和复杂性，在于认识大陆、地区、地方和地点。但是它既不局限于片面的数理的理解方式，也不局限于古代各学派片面的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理解方式，而是充分利用丰富的对自然的理解。这样字宫的对自然的理解，归功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要归功于自然科学旅行家。它排除了和地区的自然情况没有直接联系的那些自然事实，以及那些民族学的、历史的、统计的事实；它的对象是地区、地方、地点的特征， 那些既在自然界也在与人类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征。但是，除了考察各个地区、地方、地点而外，它也采取比较的方法去观察地表，试图理解地表的各种不同的发展，由地球整体的性质推论各地区和各地点的差异；它除了构成专门的地志学，还构成一般的比较的地志学。固然某些较老的地理学家， 正如他们自己所说，还固守着对地理学的二元论的观点和定义，按照这个看法，地理学面对两个不同的课题：一是把地球作为一个自然物体来研究，另一是当作人类的住所来研究。但是，认为一门科学不应给自己提出两种性质不同的任务，而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任务这种信念，越来越得到提倡。为了标明这个任务，李希霍芬又采用了古代的用语，把地理学称为区域科学。从某种意义看，人们可以把这个发展看作是回复到李特尔，但是并非回复到特别是在他的巨著后几卷中和他的学生的大部分著作中我们所碰到的那种片面的论述，而是回复到他所提出的纲领。现在的地理学，在于试图利用现代更完善的手段来实行这个纲领。

当然，停顿一段时间以后，方法论的新运动现在又抬头了。关于人类地理学究竟应该包括多大范围，它是否必须局限于自然景观中特别突出的事实，或者也应该深入研究基于自然条件的精神文化，这类问题中存在的某些意见分歧，自从第一种见解的信徒容许民族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至少可以作为地理学的外围而存在队后，好象也趋于解决了。帕萨格的景观学

（Landschaftskunde）引起了一时的喧哗，但是其内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只是地志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的《比较景观学》 （Vergleicliende Landschaftskun-de）其实也有许多的先驱。班泽的《新地理学》（ Neue Geograph-ie）可以说意味着一种变革，他认为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只是它的低级阶段，地理学真正的本质更多的是艺术；但是，这种看法也为地理科学所普遍反对。

地理学的改革，由德国传播到其他各国。

在法国的传播获得的成绩最大，虽然勒克吕斯在和佩舍尔的《新问题》同时写了一部普通自然地理学，但从主要之点看，他仍不失是李特尔的一个学生；他的大地志《新世界地理学》（Nouvellegéographie universelle） 呼吸着李特尔的精神。白兰士成了新方向的领袖。新方向的特色固然在于不忽视一般自然地理学，以及一般人类地理学，但尤其在于培育地志学。法国人以其美学的天才和拿手的描写天才，特别巧于此事。尤其是关于法国本身和法国的地方，出了许多甚佳的地志专著。

最近意大利也跟上来了。

关于地理学的新研究，在英国立足则比较缓慢。虽然英国人作过很多的旅行，在外边作过很多的观察，他们本应很好地培育地理学，可是他们好象缺少或者至少到现在为止缺少两种应属于这种新研究的东西，即：由许多人培育起来并深入细节的科学工作，这是为解决许多地理学课题所需要的；还

有综合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便不能够进行地志工作。固然赫伯特松由德国把这种新的奋斗方向引了进来，并在牛津建立了一个地理学派；但是，奇怪的是他的一番努力，在伦敦地理学会中却很少得到人们的理解。到了最近， 科学地理学的需要才越来越强烈了。

在美利坚合众国，地理学在戴维斯领导之下很长时期相当偏重于地貌学方面，因而地理学的教授往往是和地质学教授相结合的；到了最近，其他方面的努力才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其他各国地理学也兴旺起来。或则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仍然徘徊在旧道路上，但同时出现一些偏重科学的个别研究工作；或则地理学本身也已处于改革之中。要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就扯得过远了。

现在，地理学正处在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十九世纪初期它也有过这样的发展时期；但是接着便是一个衰落时期，因为前一时期发展得过于片面了。现在我们不用担心这样的拎折，因为现在的发展更普遍更强大得多，而且也在大学里占据了地位，取得了接受丰富的科学培养的可能。地理学作为科学扎下了坚实的根子，革新和生长的新汁液也不断地由科学流向学校和日常生活中的培育。然而，我们现在离开我们必须确立的目标仍然很远，没有理由满足于已有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