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地图研究和文献研究

除了观察工作就是文献的研究，地图研究也属于这一范围。如果一个发现旅行家进入一个迄今一无所知的地区，他掌握的东西只有他自己的观察和调查，就不存在文献研究。专门的科学研究也往往找不到前人的工作，踏进一个科学的处女地就非常缺乏文献的研究，虽然多数情况下至少可以利用现有的地图。但是这样的地球空间越来越缩小了，大多数地方已经先有别人去过，发现和研究过了，也许甚至已经有了地图测绘和其他种类的观察网。旅行家必须尽可能事先对这方面进行了解，无论如何在事后整理自己的观察结果时要参考一切已有的资料。对地志学和普通地理学的文献研究也可以不和自己的观察联系起来，而只对别人的材料进行加工，李特尔在他的地学巨著里就是出色地这样做的，勒克吕斯在他的《新世界地理学》 （Nouvelle geographie universelle）里也是如此，虽然后者在大部分国家的材料中借助了熟悉国情的专家。一般来说有一定的分工，一部分人更适于作观察，另一部分人则适于作文献研究；但是如果这种分工太过分，如果前者完全忽略文献研究，后者完全忽略观察工作，那就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对于文献研究者来说，具备观察的能力以及掌握他进行工作的地区或现象的某种直观印象，也是有好处的。

在文献研究中适用的方法，一般地说当然特别是那些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中形成的方法，它们比在自然科学中形成的方法更适用。

第一个任务是搜集文献，它往往十分分散而且难于找到。所涉及到的很多是古书或者外语文献，常常是不相干的属于别的知识领域的，或者地区性刊物中和官方公布的各种各样文件中的摘录，以及旅行记中零碎的叙述，这些材料常淹没在大量无用的材料中。这种工作常常有赖于训练有素的对文献的敏感，在这方面我们不如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地理学中，辅助手段也远不如上述那些科学成熟。由于资料必须取自极其不同的科学领域，所以造成了资料的多样性，使编制完整的图书目录和良好的文献报告碰到特别大的困难；不可否认，在这方面本应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彼得曼通报》（Petermanns Mitteilungen）和《地理学报》 （Annalesde la geographie）中的地理学文献报告是很不完全的，有些内容也不太令人满意。由柏林地学会编辑的

《地理学书目》甚少去粗存精的工作，现在已经停刊了，《地理学年报》

（Geographischen Jahrb- uch）中的报告时间间隔很长，并有某些漏洞，

《地理杂志》的综合报道则更是如此。产生这些缺点的一般原因似乎是：外界的因素致使地理学领域中科学工作者人数比别的科学部门少；对一门科学的培植总也决定于给它提供的基础的大小。

第二个任务是对资料来源的鉴定。从地理学观察的陈述中，可以确定需要在什么意义上作出鉴定。一般地说，在鉴定中估计资料编写者心怀恶意和对观察的有意歪曲这种情况，地理学方面比历史学方面要少一些，虽然绝不是没有。地理学的历史上确也有某些虚构的旅行——我想指出骑士曼德维尔的旅行或者库克的发现北极——虚构的登山，如所谓维纳登上了伊利马尼山。但是，地理学的历史上也见到过对于真正的旅行所作的过分的怀疑，如在古代怀疑皮塞阿斯的旅行，或者在中世纪怀疑马可·波罗的旅行。但是， 必须比历史学更多地注意对观察者科学能力的鉴定，因为大部分科学地理学的观察必须首先具备某些基本知识：我在讨论观察工作时已经指出这种错误

根源。必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鉴定。鉴定时必须针对旅行者或者观察者的特点和基础教育情况，又必须检查观察工作本身。为此要对不同的旅行者的观察进行比较，如有可能也要加入自己的看法，或许也要检查其内在的可能性：例如关于某一种火成岩或某些植物形相的出现的观察是难以置信的， 因而要是得不到进一步的证实就不会承认它。文献研究者必须对他所研究的地区或自然现象有自己的想法，必须把各个个别的观察纳入这个设想的图象中，而如果某个观察与这个图象不相称，就要根据情况改变这个设想的图象， 或者批判地考察这项观察。

第三个任务是对资料进行加工，就象必须把砖瓦砌成一座大厦。人们可以满足于表面形式的编纂，或者进而作到内在的结合。但是，这样作已经进入综合、编排、阐述的领域，对这个领域以后还要讨论。

到此为止，我完全是一般地谈论地理学的原始资料，但是，在地理学中原始资料种类如此繁多，以致人们必须对各类资料分别研讨。

第一类资料来源是地图，此外还有剖面图。它们不仅是对文字阐述的注释、直观的手段，如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还是文献来源，是工作资料。只有地图可以给出一个精确的深入细节的空间图画。当然不只地形图具有这种作用，就是地质图、植物地理图、关于人种的分布图等等也同样具有这种作用。施行家就需要它们，以得到一幅关于空间情况的正确图画，因为自己从分散的立足点出发进行的观察往往是歪曲全景的；如果还没有现成的地图，他就必须根据自己各种不同的观察草拟一幅这样的地图。地图对于室内研究者更是需要，他不了解那个地区，并且单从文字的描述不能给自己构成一个精确的空间概念。

尤其是佩舍尔使地图成为了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他的《比较地理学的新问题》一书基本上是基于比较的地图研究，而且是基于一览图的研究。他的继承者克莱德纳和吕德克等的著作，由于对大比例尺地形图进行了研究，同时又以文献研究取代一览图的研究，从而意味着超越佩舍尔的一种方法上的进步。但是这种研究还有很大的缺陷，因此地图的研究为直接的自然观察所排挤而退居次要的地位，虽然它除自然观察外无疑还保持着它的作用。在戴维斯的影响下地图研究又重新得到了重视。他显然把他的研究首先放在地图方面，然后才走到自然界中去，以便验证他的成果，同时进行抽查取样；其它不少人追随他的作法。我也完全不否认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但是相信这种方法也带来某些错误的结论。

人们必须清楚认识地图研究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地图之大大地优于自己的观察以及文字的阐述，在于它表现空间的完整性和一目了然。我已经指出过，观察者（也包括飞行员）永远也不能轮廓真实地看到地方的景况，而总是透视式的，他的视野总具有局限性和漏洞。而在文字阐述中，关于空间关系的理解则几乎完全丧失了。地理学研究所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没有比缺少精确的地图更大的了。进入外国的地理学旅行家如果找不到现成的地图，就必须自己绘制。他只有在地图上才能够完全辨认出任何现象的空间布局和分布。

但是，人们不能因这些优点而无视地图的不足。和自然相比，地图总是小的：就是在我们的平板仪地图上，1 厘米也相当于自然界的 25 米；人们因而可以说，小于 25 米或者 10 米大小的事物是不可能在地图上正确地表现出来的。从而固体地表的微小形态以及居民点的单个事实等都是地图所不能表

现的。戴维斯学派特有的忽视微小形态是和这个学派着重地图研究分不开的。制图的表述也是象征性的，通过符号来实现的。这就意味着概括化和公式化。概括不进概念的东西，就不能在地图上表现出来。直接的观察，或者风景图片、文字阐述，就必须涉及这些东西。还存在下述困难，地图总是孤立地、各类现象单独地表现出来，只有一部分现象能够集中在一张地图上。地图把自然界中相互结合的东西割裂了。各种不同现象的因果关系在自然界中往往直接涌进观察者的脑子，而却通常很难从地图中看出来。要是只研究地图，就很容易沉缅于传统的老框框。因此，单单进行地图研究常常会得到不完全的或者错误的结果；人们不可将它置于自己的观察之上，也不要片面地把它置于文献研究之上。

第二类地理学资料是图片：绘画、素描、照片。它们对于地图的基本轮廓补充侧视的景况，不是提供公式化的概念，而是个体的现实情况，固然多少是缩小了的。如果它们是出于一个有地理学素养的旅行家之手，那对于科学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他知道要把什么样的在科学上有重要意义的事实表现出来。但是，业余爱好者的图画也会介绍很有价值的科学的宜观景况，让人清楚地了解特征性的地表形相，植被的组合，聚居的位置和形式等等。

对各种不同的图片的价值，看法是不一致的，还不能作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判断。现在业余爱好者通常都倾向于无保留地宁愿使用照相术，因为认为它排除了主观性。但是它也还带有某些主观性；它比绘画和素描掺杂有更多的光线的偶然性，尤其是照片常常包括有令人不清楚的细节，而主要的事实只是在这些细节中模糊地闪现出来。纯粹科学的素描，如美国科迪勒拉山研究家的素描或者施蒂贝尔关于厄瓜多尔火山的素描，都把主要的特征清楚得多地描绘出来了。古代的风景画或者艺术家的素描，都往往放过那些具有特征性的自然现象，把所描写的形相理想化，因而抹杀了它的特点；但是近代的艺术家大都学会更敏锐的观察，尽力追求真正忠实于自然界，因而他们的画就可能具有根高的地理学价值，虽然它们的真正价值是在美学方面。

气象和统计图表载有丰富的地理学资料。如何根据这些图表计算平均值等等以取得地理知识，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了。同样，也用不着谈论如何很好利用植物界、动物界等等的著作了。

文字阐述也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特殊的地理学形式是旅行记，在方法论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把它和编年的历史资料相比。古代的旅行记偏重于采用日记的形式，按照旅行路程把观察结果串连起来。但是，从洪堡起就已经开始在科学研究家的旅行记中加入了描写和讨论，发现旅行家和旅游者的旅行记中则较少。共价值自然是因旅行者的特点和他们的科学素养而有所不同。必须对旅行日记加以分类摘要；就是说，必须把观察内容分别提出来， 或者是从地志学角度，或者是从一般地理学的角度，把它更有系统地整理出来。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现在在我国好象还极少从科学上去利用旅行记； 通过对其中包含的零碎的说明进行全面和批判的整理，人们往往可以得到该地区以及地区地表构造、气候、植被等等方面的一幅图画，它固然不会具有象一个有科学素养的旅行家的直接观察那样的价值，但总可以暂时代替这种观察。这里给作地理学博士论文开辟了一个有益的园地。

最方便的是利用专门著作或者旅行记的综合概述中的独立描述。独立的描述可能是各色各样的，因而也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由政府主办的而保持古代地志文体的地区记述是常用的资料来源，它们包括很多很有价值的资

料，但多半缺乏深刻的科学见解。地质学的、植物学的、动物学的、民族学的、考古学的等等方面的记述，大都含有对地理学很有价值的事实。大部分的历史记述，内容的丰富程度远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因为它们过多描写人物的历史，甚少深入到一般情况，特别是一般的事实情况。但是，历史地理学以及当代地理学考虑到居民点发展等的记述，都必须追溯各种历史资料如纪年史等等，都必须进行历史的研究。这方面很难在地理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

第五章因果关系研究 人类的思想并不满足于对事实的知识，而总是要追问原因。小孩子很早就要追问为什么，甚至达到成年人讨厌的程度。就是未开化的人也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原因，只是他们多半持万物有灵论的观点，看成超自然的神灵的干预。当然科学常常停留在记述阶段，人们就恰当地称之为描述的自然科学，但是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发展状况，那时人们的思想还不能去探索事物的原因；再经过一段时间，人们的眼界开阔到事物的因果关系，于是因果关系的*本章的考察是我的论文《关于地理学的性质和方法》（1905 年《地理杂志》第 624 页）的继续。研究就开始了。直到前不久， 地理学也是一种只是或者几乎只是记述的科学。人们先是在某些人类现象中开始发现因果关系。其实只是从半个世纪稍多一点之前以来，地理学才对自然现象开始因果关系的研究。自此它才完全地成为一门科学了，而从那时起解释就太过于压倒了描写，以致达到了一种心理上可以理解的过分程度。

这样，地理学也必然面临这个根本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关于地球表面现象因果关系的知识？可以考虑的是两种结论。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不管是通过直接的观察还是地图或者文献的研究，要解释的现象总是和某些别的现象一起出现，由此可以得出两种现象存在相互依赖关系的结论，这时我们先不管情况是 A 从属于 B 还是 B 从属于 A，或者两者都从属于 C；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根据某种直觉提出一个假设的原因，而在试图理解某个过程时就从这个原因出发，通过思维追溯这个过程，以推导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前者是归纳的程序，后者是演绎的程序。两者中任何一个单独使用都是不可靠的。从经验中得出结论的可靠性随着事件数量增多而增大；但是，经验总是有局限性的，总是存在着新经验推翻旧结论的可能性。再者，我们的思想常会发生激烈的变化。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流行的风气往往是根据不确实的类推法虚构出某些联系，而在更成熟的思想看来这种联系就象是迷信。即使在科学中我们也常会碰到令人惊奇的不确实和不可靠的结论，甚至最稳重和最谨慎的思想家也会陷入错误的结论。只有运用了两种思维方法而得到同样的结果时，认识才可以视为可靠的。但是这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或者先运用演绎的考察，在此结束后再进而和现实查对比较，予以验证，这就是我们讲的演绎法。或者先比较事实，随后再从原因出发通过追溯事件过程进行推导，这就是归纳法。或者不是把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用到底再用另一种，而是频繁地交替使用这两种方法，以取得对现象的解释，这也许可以称作进行解释法。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把演绎法得到的和归纳法得到的结论作必要的结合，这在逻辑学上自然是早已得到承认的，但是在专门科学内部的方法论表现上却很少被注意。演绎法和归纳法所得到的结论总是互相结合的； 人们只能根据是偏重这种或偏重那种方法，以及是哪种方法决定着研究的进程，来区别是演绎法、归纳法还是解释法。

在自然科学界，我们常常碰到这种想法，认为归纳法纯是自然科学的方

法。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误解。我们看到，正是那些发展得最完全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和物理学，极重视使用演绎法，穆勒①把这称为近代科学的趋向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演绎法越来越代替归纳法，因为只有演绎法直接可靠地表明联系的必然性。但是，这方面的努力不要操之过急。现象越复杂，就越难于推论出主要的原因，并认识现象所从属的一般定理，以及据此正确地估计一切次要的情况。对事变过程的知识本身往往也还是很不可靠的，特别是如果考虑到情况的变化。在物理或者化学实验室里得出的规律，并非总是可以立即运用到大地自然界的大得多的事变过程上。关于冰川的侵蚀作用，比较的观察和数理的演绎推论两者长期争论不休，前者断言存在，后者则反对； 但是后者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冰川视为纯由冰构成而代入公式，却没有考虑到嵌入其中的石块起着相当于磨料的作用。地貌学演绎推论法是由吉尔贝特创立起来的，由李希霍芬、菲利普松和我、特别是戴维斯加以发展，而帕萨格则在另一个方向加以发展；但是，在戴维斯手上它出现了错误，把事变的持续时间当作是第一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过少考虑事变过程的多样性。对于有机的自然界，所有演绎法的结论都变得更不可靠，对于人类的事物则最不可靠。在这方面，科尔关于交通路线和人类定居位置的研究提供了运用演绎法的最圆满的范例。从他这个研究中，人们可以认识到这种方法的优点和局限；这个研究很好地指出了因果关系，但绝没有提出一种真正的解释。

归纳法的形式之一即实验，比较接近演绎法。实验方法在于人们尽可能单纯地制造要研究的现象，就是说排除一切附带现象，然后看看这种现象是否真会从认作原因的现象中产生。实验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实验室的研究方式，只有在人类可以控制这些现象，能够任意改变这些现象时，它才可以运用。这在地表现象是作不到的；对作实验来说，这些现象太大太强有力了。实验不能重现现象本身，而只能使用大大缩小的模型；人们必须把这种从实验取得的经验，通过类推法运用到大地的实际中去。但是，运用这个方法和运用演绎法一样，类似的错误来源会起作用；这里的问题是，在实验室进行小规模模拟实验时，是否正好把现象的主要性质排除掉了。实验也只提供宝贵的提示，而不是真正的解释。

如果说在地理学中只能少量地考虑使用数学演绎法和实验，却为比较的方法开辟了广阔的园地。把比较法引进地理学并非始于佩舍尔，但是他特别巧妙运用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对地理学和许多别的科学其实是一样的；在地理学方面所表现的特点只是它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产生于地理学的区域的特性：地理的比较是一种不同地点的比较，附带的问题是，需要解释的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地理分布是否和预想的条件一致。佩舍尔进行的比较扩展到整个地球表面，并且如赫尔曼·瓦格纳针对勒曼的批判意见所正确地强调的， 首先不单纯是建立在比较的地图研究上——只有个别的追随者犯了这种错误。如果认为这就是地理学中比较法的本质，那是误解。比较的方法也可以局限于个别的地球空间，同样也可以甚至更为可靠地建立在观察和文献研究以及地图研究之上。在地理学的所有部门或者至少是在其大部分部门中，大量的专门研究工作都是惜助这种方法进行的。并且，正是那些根据自己在局部地区的直接观察，而且照顾到各种情况而完成的研究工作，大都比概括整个地球的比较工作取得可靠得多的成绩，就事物的本质看，后者本身就带有

① 《逻辑》（Logik），席莱译德文版，参阅该书第 571 页。

某种肤浅性。这种比较工作只有与在较小地区中所作精确的比较工作相衔接才能取得较大的可靠性。这里只要举一个例子，李希霍芬关于黄土的学说是在中国北部建立的，后来才推论到一般的黄土，这个学说对于理解中伺北部的地区性质和对于理解普通土壤学同样都是重要的。

比较的方法从通过观察或者地图研究、文献研究以确定事实开始。这时首先要做的是暂时地、也就是说只根据记述来建立种属概念或划分类型。例如佩舍尔在他关于峡湾的论文中就忽视了这个工作，这个疏忽的后果是沉重的，因为别人从另外的大都是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概念，自然得到了另外的结果。人们接着必须研究分布情况。作这项研究时人们可以盲目地前进，但是，人们大都还是基于对现象的原因所作的一定的假想进行的。佩舍尔发现峡湾分布在多雨的海岸，大都限于年平均温度在 10℃以下的高纬度西海岸。丹纳在此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把峡湾的分布和过去的冰川作用联系起来。但是，这种比较结果开始时只是经验的通例，不是规律；因为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个相反的例子，它和通例不相符合，因而认为通例是错误的，或者至少需要加以限制。在接着提出假设的时候，就要有科学的想象力，即和另外的似乎毫不相关的事实联系起来的才能。如果人们能够从已经研究过的相类的现象出发，如果人们依靠思维联想，那么就会便于发挥科学的想象力； 但是即使最不受拘束的最大胆的假说，在某种情况下也能导致真理。只是永远必须要求就分布的实际情况仔细地检验假说。许多有才华的研究者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人类的地理学中的诸多推断，都缺乏对它们作相应的审查。不那么富有想象天才的人和不那么有才华的人，会由于比较突出的批判精神最终更多地促进了科学。把想象和批判结合起来的研究者是最伟大的。就事实批判地检验了其形成的假说，这种比较法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 如果现象和假设的原因的因果联系是由现象的性质推论出来的，如果演绎法最终和归纳法结合运用，人们才会把这种认识看作科学的一个牢固的组成部分。

如果研究工作不是根据质量而是根据数量的关系，不是根据种类的差别，而是根据数值的差别，归纳法就具有一种特殊的形式，这就可以说是统计方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随时间而变化的那些事实也进入地理学考察之列。从自动记录仪的直接记录中，或者从根据每天几次的普通的台站观测制作的图表中，人们可以认识到一天的或者许多天平均的温度动态。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知道，温度的动态取决于太阳的运动、云量、风等等，问题只是在于更精确地去掌握一般的经验。但是，气压日变化的原因就不那么容易认识；而是必须通过和许多别的现象比较去寻找。这种作法同样适用于研究人口和经济现象随时间的变化。空间的情况直接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一般说来最一目了然地表现在地图上。这些情况大都异常复杂，不那么清楚明了，以致有必要把它们简化。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两个不同的方式来简化。气压和气温随高度变化而变化，而且其幅度是颇为确定的、可以普遍地计算出来的。因此，人们可以在给出气压和气温的数据时去掉高度的影响，把它们还原到海平面。而且必须这样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稍为清楚的概貌，而在把等值的各点用线（等压线和等温线）连接起来时，就有可能认识除海拔高度以外的其它影响。研究其它现象时也是如此，人们必须首先排除海拔和其它次要的影响，才便于发现那些更为普遍的影响。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要计算出涉及较大面积单位的平均值，那些较小的多半是地

方性的影响就也要排除掉，以解释更一般的、波及更大地区的影响。各种图示和统计表达的方法，当然都要参照这种研究方法的；在这里详尽地探索这种研究方法，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但是，这种比较的方法是有一定界线的，对这条界线人们多半注意得太少。比较方法的先决条件是，被研究的现象不是单个的，而是大量存在的， 并且这些大量的现象可以看作是同类的。就是说这种方法基于形成类概念， 并导致提出规律或者通例，即定理，这些定理表明大量现象的因果联系。但是类概念的形成和运用，如我们还要深入一步探索的那样，在地理学中只能有限地适用。对于一系列对象物和事变过程，按照考察工作的精确性和周密性，或多或少地必须单个地去理解，就是说把不可忽视的个体性质和某些种类的共同特征结合起来。内卡河谷是一个山谷，而且是一个具有湿润气候和没有冰的作用的山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它是一个穿过阻挡去路的地块的切穿谷。我们大约还可以找到若干更为专门的类概念的特征。但是，超出这些以外的就属于个性的东西了。埃森是一座城市，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但是它的特征并不尽于此，而是仍然剩下大量的性质没有包括进去，其中若干也许还可以归入某一个类概念，可是对于它们的聚集和共同作用来说它们是个性的。比较法在自然界或人类生活这种个性的甚至是单个的地理对象中运用的程度，只限于它们能够以类概念来理解；因此这种方法并非加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地理学唯一的研究方法，而只是其中的一种，除它以外， 为了探寻具有个性的现象还需要另一种研究方法。在这方面，自然地理学和人类地理学之间完全没有什么区别。对于自然地理学的事实，如山脉、山头、峡谷、单片的森林等等，必须同样单个地理解，并因此摆脱了比较法的专属范围，如城市或者国家。

在比较法以外和使用比较法以前，地理学中还使用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严格的归纳法和严格的演绎法使用之前的由演绎法和归纳法组成的一种特殊混合体。我认为，它实质上就是冯特——当然是限于人文科学的范围—

—称为解释（更准确地说是高一级的解释）的那种方法，有些象人文科学的“领悟”的东西。这种方法的实质在于：人们首先限于注意单个的情况，尽可能仿佛置身于其中，并且从认为可能是原因的事变的性质中试图阐明这种情况。如果有人在我们关于峡谷形成知识的初期试图解释一个峡谷的形成， 那他也许首先要考虑这个问题，即这个峡谷是吝会是山系构造中存在的一个断裂；而缺少一个沿着峡谷走向的断层，以及同断裂构造性质相矛盾的大弯曲，会使这个假定难以成立。由于缺失海洋沉积和冰川痕迹，人们大概也不会设想是受海水作用或者冰川影响而形成的。于是就会得出是由河流本身所造成的结论，把河流作为可能的形成原因。人们在倾盆大雨以后直接看到过流动的水的作用方式，联系到附近的小水流或者其它地区的河流的类似经验，人们会去考虑流水的作用方式；这些考虑表明，在千百年的变化过程中河流能够越来越深地进行侵蚀，能够造成一条大的峡谷——在这个过程中， 原初地表上崎岖地面所产生的河道的小的不规则，逐渐开拓成大拐弯和大河曲，河谷的两坡受风化和水的冲刷逐渐倾斜，简而言之，河流的作用及其派生物很有可能造成一条这样的峡谷。然后人们也许会进一步去寻找直接的证据，证明这条河以前是流动在比现在谷底高一些的地方，并且在河谷阶地和砾石沉积中也找到了这样的证据。但是，这种理解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困难。如果河流造成了这条河谷，它就必须曾经流动在高原面的高度上。但是，这

怎么可能呢？——如果原来的地表是向相反方向倾斜，即在上游反而低。用张开的断裂来解释是站不住的。那种关于河流在缺口的上游先是堵塞形成一个湖的推测，并没有得到实地观察的证实，因为找不到这样一个湖的痕迹。可以提出两个不同的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别的地区有过这样的经验，即分水岭不是固定不变的，强烈作用的河流能够溯源夺取位于分水岭另一边的河流流域而扩大自己的流域；这样人们可以设想，河流的泉源最初是在山的高处，后来才把位于其下的地区的水吸收到自己这方面来。而别的一些研究者则从这种想法出发，即认为构造过程是逐渐完成的，在一条强大的河流的原来河道里有一座山在隆起，隆起时河流能够象锯子切开向着它升起的木梁那样切开这座山，就是说这条河在对今天的构造起决定作用的构造过程以前和现在一样地流动，即这座山在它面前拦路升起的时候它保持了它的河道。人们必须考虑，用什么证据能够支持两种假定，砾石沉积的高度情况大概可以证明第二种假定是可能的。

这就是说研究工作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对于事情的发生人们先提出一些推测，根据关于这类过程的一般知识仔细地设想一个假定的过程，弄清该过程的条件和作用，然后通过观察来确定这些条件和作用是否符合事实。在作这种研究时借用别的地区已取得的经验只是作为类似的对比，即从这些经验中取得提出假定以及检验事实的启发。这既说不上是一种比较的研究，也说不上是一种严格的合乎逻辑的演绎法。凡是深入钻研地理学基础研究的人，都不会反对这样来进行地理学各个部门中的大多数研究工作。地理学各个不同部门在方法上的差别只是由于这些部门中的困果关系各有不同，在使用解释法时就必须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因果关系。

今天，如果没有演绎法、比较法以及解释的方法，地理学的研究是不可想象的。从时间上说，一般首先使用解释的方法。只有根少的一些现象，其分布和另一种别的现象是这样明显地一致，使我们可以立即通过比较的研究来肯定因果联系的事实，此后才联想到是那一类因果关系，而也许还缺乏理解这类因果关系的知识；就象在植物地理学中，生理学的解释是在用比较研究取得关于植被形相和植物群落同气候、土壤的因果关系的真正知识之后。没有先走一步的或者同时进行的解释，比较研究容易陷入歧途而不能说明那些明显的例外，由于地理现象的复杂性这些例外几乎到处存在。例如佩舍尔正是在其常常作为比较法范例的峡湾研究中犯了这种错误，因为他把峡湾的出现和一定的年等温线联系起来，虽然年等温线和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什么联系，它只是偶然地大致指示出冰期的冰川界线。在人类地理学中，过早地运用比较法这类错误最多，由于人们不是把要研究的现象和它的直接原因联系起来，而是跳过中间环节和相去较远的原因相联系，当然就为无数的例外情况开了路，于是人们就只好用方便的办法，借助人类意志的自由来说明这些例外了。可惜佩舍尔在这上面也成为不良的典范。任何地方都不能不使用推论，因为只有推论才给我们开拓对现象相互联系的真正了解；由于相互联系的极端的多样性和错综复杂性，有许多对象我们必须看作是独特的，比较的方法对这些对象是完全不能用的，在这方面，自然地理学和人类地理学之间只存在程度的差异而不存在原则的区别。

在所有科学研究工作中，错误普遍地导源于科学的时尚，而且这一点适用于所有三种方法，因为它们都必须作出假定的设想。在演绎法方面，科学时尚一开始就导向错误的道路；在归纳法方面，它很容易导致某种程度的草

率；在解释法方面情况更是如此，它往往不假思索就夸夸其谈。理所当然， 每个后来的研究工作都应当利用先前的研究工作经验，否则科学就一点都不能前进了。特别是在旅行中进行研究工作，由于时间不够又局限于某些路线， 不能象在家里作研究工作那样细致，便乐于立足于先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新的思想引起人们的热情，人们首先只去看与首创者较旧的看法相比的进步， 而只有当这种见解不符合事实时，错误才会逐渐地暴露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修斯和海姆用褶曲作用建立起山脉形成理论以后，人们就必然会根据这种见解来解释别的山脉的构造；一个北德地质学者则假设了断层和地块结构，而今天的地质学者又认为到处是岩床。这样的一些假定促进了科学，即使它们后来证实是错误的。但是，在运用这些假定的时候必须防止夸大，不能为了这些假定而歪曲事实，或者无视事实。在瓦尔特描述了沙漠中风的作用，并且自己首先过分高估了这种作用的意义以后，就到处都要端出风的作用，把措伊根峰式的诸山都归结到凤的作用；德国也不得不在最近的地质历史时期曾经有过沙漠气候。在彭克把阿尔卑斯山大山谷中的砾石阶地和过去的冰川作用联系起来，并把这种砾石阶地解释为冰川沉积以后，某些研究者到处都把砾石阶地当作古冰川作用的结果，即使这种阶地正是出现在热带山中较低的地区；他们完全没有想想，是不是也会有别的气候变化和构造运动可能导致形成砾石阶地。确实没有别的时髦象戴维斯学说那样在地貌学中起到过如此之大的破坏作用，他的学说是用不同的年龄说明地形的差别，并轻率地假定陆地的夷平作用。在这样作时，健全的研究工作的通例往往完全丢掉了；忘记了假定就是假定，在被接受之前需要经过批判的审核。这些是人们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这里我列举了一系列地貌学的例子，在地貌学中， 科学时髦可以说是最为灾难性的；但是，也可以从地理学的其他部门举出它的恶劣影响的例子。在大胆的思想和对其批判的检验之间，人们总必须去寻找正确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