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地理学的观察

在发现工作和空间定位工作以后，地理学的第三个任务就是认识地区和地点的内容，即各种自然界的构成，以及可以视为地区自然界一个组成部分的人。以各别的事实而论，地理学和其他科学部门大都是共同的；但是，地理学以同其他科学部门不同的观点来理解这些事实，因为系统的或者称为物的科学方面总是围绕着物，如石头、植物、动物、人以及物的关系本身，对历史科学则是这些事实在发展进展中的地位，对地理学则是这些事实在地区或者地点的性质中参与的部分。地理学所感兴趣的是这个地点和那个地点的差别性，以及同一地点诸现象的共同存在和共同作用。

这里我们先只谈通过观察所确定的原始事实，而把更进一步的文献和绘图加工工作暂且搁置起来。我已经指出过，地理学的观察工作只有在野外现场去作，在研究室或者实验室里的工作只能起补充作用。地理的观察就是进行游历和旅行。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别：观察工作可以着重深入或者着重广度。进行观察的地理学者可以在家乡选择一个狭小的工作区，在这个地区他纵横穿越，如果发觉他的观察有漏洞，他总还可以重新穿越一次。要是在外国，研究旅行家就只能穿越很少几条路线，并且很少有机会重复他的旅行。很容易出现这种憎况，就是坏天气或者别的困难情况使他的观察工作在某些地段成为不可能。他常常必须很诀地向前赶路，而在有兴趣的地点也不能久留。他在旅行路线上的视野常常只是一条很窄的地带；观察工作在近处十分清楚，距离愈远就愈模糊，愈不可靠。但是，把这种不清楚的观察结果完全搁起来不用是错误的，有它们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在清楚的视野以外，自己的观察必须和调查结合起来。旅行家要向本地人询问河道的情况、村镇的位置、森林和开阔地的分布以及其他等等。他通过调查能了解到什么，取决于提问的技巧和被问者的才能。施蒂贝尔习惯于幽默地讲述他问印第安人一条河的河道所得到的回答：“va abajo，abajo， abajo”，即说它永远是向下流。但是，人们也会得到较好的回答；东非洲的雪山和大湖的知识，最初不是得自直接的观察，而是得自当地人的介绍。在自己旅行路线以外的地方，地图也可以这样填充起来。某些旅行家的作用以前主要就在于提问的艺术。

对于观察和调查还可以加上推测，即设想的补充。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只有从来没有在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工作过，或者作为试验，把故乡视为一块未知的地方加以研究的人，才会完全抛弃推测。如果旅行者在离一条河不远的地方走过，只是看到达条河在这里和那里闪现，他仍将会把这条河的河道连通画在地图上，虽然是用虚线。因为如不这样作，他的地图就仍然是零乱的无价值的片段。在地质图和地质剖面图上，几乎无例外地需要一些设想来填充和补充；如果我们在两个相距不远的地方观察到一个层积类似的地层，我们就可以把其间的一段也画在图上。从别的自然现象作出的推论，会对这类设想补充提供有价值的帮助。因此地质学者也求助于地域的形相、土壤的湿度、植被。如果把目光放远一点，人们还可以从植被推论气候，但是， 所有这些设想的补充都要求极端慎重，如果不想让它们增加将来研究工作的困难，就必须总是明确地表明它们是设想。

一般他说，旅行家或者地理学观察家总是怀着说出真实情况的良好意愿，即忠实地观察和正确地反映观察的结果。但是，地理的观察并非总是完

全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它多少要受到旅行中外界困难的干扰，如饥和渴，恶劣天气等等；特别是对风景的美的判断，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外界的情况。巨大的自然事变：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等可以造成一种如此巨大的印象， 以致描述言过其实。一个不得不和当地人进行斗争的旅行家就很难公正地描写这些当地人。他对自己的行动也许要添油加醋或者保持缄默，从而损害客观性。传教士喜欢贬低“异教徒”的精神文化。在理解土地的肥沃或者矿藏的富饶时，物质的兴趣往往会掺杂进去。

在古代，一切观察工作的进行都是素朴的、未经训练的，不具备特别的基本知识。受过训练的观察工作是随着科学的进步才产生的。但是真正的发现旅行家的主要任务在于征服自然界的危险和当地人的对抗，他需要学者的知识远比需要其他气质为少，因此他的观察更多的会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的随便打量一切的观察，而不是专家的观察；他的报告容易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他会混淆花岗岩和砂岩，每种黑色的岩石对他来说都是玄武岩。类似的情形也适用于科学的专门家，如果他们报道非本行的自然界方面的事情。科学旅行观察工作指南（德文书名，诺伊迈尔编的集子）所谋求的目标，就是也对非专家指出科学观察的方法，它肯定对发现旅行和研究旅行取得科学成果作出了很多贡献。要获得进行深刻观察工作的能力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科学越进步，观察工作就越专业化；象洪堡那样广博的考察旅行家，现在不再可能有了。只有植物学家能够完全胜任植物问题的研究，动物学家胜任动物问题的研究，地质学家胜任地质问题的研究等等，总而言之，只有专家能够完全胜任他的专业的科学问题的研究，地理学者因而也必须自己来担任自己领域的考察旅行家和观察家。只有知道关键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只有认识到科学问题的所在，人们才能够向自然提出尖锐的问题。只有粗浅的现象才会直接表露出来，观察中只有小部分是无意看到的一些事物，大部分则是回答有意提出的问题。外行人对于河谷阶地这样突出的现象也视而不见，或者不作什么考虑，不加注意，虽然它们对理解这个景观具有巨大的意义，而地理学者却为此不断地寻找这些现象。可以提出无数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情形。但是，也只有根据专门知识才能够作出正确的回答。在动物、植物、岩石、矿产方面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这也适用于景观的一般现象。只有地理学家或者地质学家，由于原来就已认识河谷阶地的特点，才会对它们就其所有的特点作正确的描写。当然，另一方面，行家也会有陷入科学成见的危险。他往往看不见现实存在的东西，而是看见他想看到的东西，而一旦现实有某些和他的现存观念相类似的情况，他就只看到那些被教导在类似情况下他应该看到的东西。道地的戴维斯学派在景观中看得出平原化趋势。但是帕萨格要求作完全不具先决条件的观察，这样他就走得太远了，而当他认为这种观察完全可能时，他甚至陷入空想了；因为科学的设想总是带着抱成见的危险。

古代观察者只使用他自己的感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得以拥有越来越多的工具。对旅行的地理学者最普通的工具是望远镜，这使他可以看清楚远方。钟表对于他除了其他用途以外，可用以确定道路的长度；一个备有望远镜或者照准孔的罗盘，可以用以确定道路方向，也可以确定地层倾斜度。他可以借用地质学家的铁锤。他可以用气压计测量气压并从而确定海拔高度； 温度计以及温度计可用以测量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再列举其它用于特殊用途的工具就没有必要了。毫无疑义，通过这些工具许多观察更深入细致了，或者许多观察才成为可能；但是工具也能够变成胡闹。有这样一些旅行家，他

们完全成了背工具的人，对他们来说，除了用工具进行观察以外就没有别的观察方法了。但是，即使我们拖着一整车工具，我们仍怂不能掌握景观的一切更细致的特色，它的形式和色彩的、植被的、定后方式的、经济生活的特殊的形态，因为这些都不是测量的、工具的观察所能得到的。李希霍芬强调地理学家最宝贵的工具是通过望远镜也许变得更锐利的人的眼睛，这是有道理的。

设站观察在某种研究部门已经成为习惯，它部分和使用工具观察相结合，部分则与此没有联系。有些现象随时间发生十分强烈的变化，不能一次观察就掌握，而必须连续观察，对于这些现象设立观察站是必要的。这特别适用于对天气的观察，因此气象站越来越扩展。也适用于对地震和火山爆发、河湖水循环、动植物界的物候学现象等的观察工作。人口迁移、收成预测和收获产量等由统计局进行的观察也可以算作这一类。但是，这里也要提出和关于工具所谈类似的情形。观察站是必不可少的，但也不会解决所观察的对象的全部问题。台站观察人员履行他的定时的职责，却不大适合担当更深入细致的观察工作。某些台站特别是气象站的观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总是只能掌握台站附近的天气，而包括不了台站之间的地带。必须用其它的观察加以补充，这一点下面还要进一步讨论。

也要组织其它的科学观察，以便覆盖广阔的地页。得以由个别研究过渡到大量观察的前提，是一个特定的科学命题，即建立一个特定的观察模式。这方面的例子是地形的和地质的地区测绘。气象站网和别的观察站网或者地方统计局的人口普查，都可以算作这方面的例子。所有这些一般地说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对地理学也如此；但是，这里必须马上补充一句限制性的话。这里也只是掌握粗略的事实；一个观察者，如果是个有科学能力的人， 自然能够把观察工作深入到细致的科学问题里去，但这更多地是他个人的事情；一般地说，观察工作是要按程式进行的。而对地理学还要补充一点：这些测绘和数量统计大部分都是为实际目的服务的，它们的结果往往以一种地理学所不能直接使用的形式来表示；地理学为了自己能使用，必须对它们进行加工。人们也容易陷入某种惰性，相信官方的测绘，而对于没有进行这些工作的地方，不费力气去用自己的工作代替和补充比较粗略的地图测绘，天气观察、人口估计。

另外一个问题是，地理学家的观察和其它科学部门的观察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须要回忆一下以下的看法（参看第二编第一章）：科学部门的划分并不根据其研究工作，而是在于它们的系统的阐述。在研究工作上严格的划分是不必要的，甚至不希望这样做。可是研究者大都来自某一特定的科学部门，并使他的观察主要服务于这门科学；但是他并不会缩手缩脚地把观察局限于这门科学，而是乐于使他的研究有助于别的科学，此外科学的加工工作也乐于使用来自别的科学的观察。地理学的观察工作恰恰和别的科学的观察有特别密切的接触，因为它研究的是同样的对象，只是以另一种观点来理解这些对象。对土壤情况的观察感兴趣的不只是农民和地质学者，而且有地理学家，因为不同地区和地点的不同土壤情况，对于经济生活具有极大的意义。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都对地方的地表形相进行考察，地表形相对于前者是了解大地内部构造和地史的钥匙，而对后者则是地方自然情况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一个地区的植物界，植物学者是从植物的角度发生兴趣，地理学者是从地区的角度发生兴趣，前者趋重于各个个体，或者它们的种属的特

性，后者则趋重于植物界的一般特性，即植被。其它科学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由于角度不同观察方式也总会产生差异；其它科学部门的观察， 往往是要么会超出我这个部门的需要，要么又满足不了这种需要。

地理学是否有一个自己的观察范畴，或者完全可以依靠别人的观察工作，即依靠国家机构和其它科学部门的观察工作，这个问题最近有过多次讨论，特别是在 1908 年纽伦堡地理学家会议上，蒂森和彭克①之间辩论过这个问题，不久前班泽和奥布斯特表示支持后者。我认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不同的；一部分人把观察工作置于和文献研究对立的地位，另一部分人则想完全否定地理学的研究，认为它的任务只是从事综合、归纳，阐述。我觉得这种看法完全否定地理学可以作为科学；一门科学没有自己的研究，只是想摘取别的科学部门培植好的果实，那是不可想象的。

毫无疑问，大部分资料对地理学家是现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越来越这样。地理学家在新的国家里要自己画地图，而在文明国家里他们却是从国家机关得到地图，这些国家机关和科学地理学不相干，多半是军事性的。他们在新的国家里要亲自作地质观察以及一般地说是自然科学的观察，这是为达到他们的目的所需要的，可是在文明国家里，他们可以依靠官方的地质图、气象站的观察记录、植物名录等等。他们也可以使用本国及外国其他科学部门研究者的观察记录。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拥有全部观察资料，是否只需要作文献工作，或者是否还必须着手进行真正科学地理学的观察。那些测绘工作和研究工作是否包括了地理学者所需要的一切材料？通过地图和文献的比较研究是否能够认识现象的因果关系？或者还需要这方面的新的、直接涉及这方面的观察？

近几十年地理学的历史发展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是不能再推翻的。地理学从简单的描述事实进到研究因果关系的时候，这种研究开始时着重建立在文献研究上。我们再提一次已经引用过的例子，佩舍尔关于峡湾、岛屿、三角洲等等的光辉的研究就完全是文献的研究，而在他之后有许多研究工作也是用类似的方法进行的。和佩舍尔不同的是李希霍芬，他把建立在自己的观察之上的研究引入地理学里。彭克是追随他的最早几个人之一。他研究了德国阿尔卑斯山的冰川作用。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在哈勒召开的第二次德国地理学家会议上，齐特尔在作了一个按照佩舍尔的方法研究阿尔卑斯山湖泊的精采报告后，又介绍了彭克刚完成但尚未公布的关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湖泊的观察结果，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观察比纯粹文献研究优越。

当然，只有在旅行家进入一个迄今为止未经研究过的地区这类少有的情况下，研究工作才会是完全要依靠自己的观察；在所有别的情况下，研究工作都必须和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要注意的只是研究的重点在于自己的观察。虽然存在着由观察工作本身的空间局限性带来的缺陷，但是进行观察还是比地图和文献的研究具有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什么地方呢？这种优越性在于提出问题和观察工作直接结合。即使最好的观察家也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到了，而是只看到他所注意到的东西，他认为重要的东西。一切由国家或其它系统地组织起来的观察工作，都是按程式进行的，只是确定某些看得见的特性 ；即使最能干的旅行家，对于他所不理解的现象所作的记述也只能停留

① 紧接在此以后，我在 1908 年第 14 卷《地理杂志》（第 562 页以下）讨论了这个问题。

在表面上：只有钻研某个问题的研究家会觉察到不显眼的但对理解问题往往具有决定作用的特性。如果观察工作是直接为一种科学研究服务的，它就会积极得多。显然，也不应否定基于查阅地图和文献而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意义。它是对过去情况唯一可能的研究形式，过去的情况只能由古代的地图或记述流传下来。在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大量观察（如国家的地图测绘、气象观测站、人口普查等）才能取得形式完备的资料的情况下，资料的研究就有它充分的理由。如果某一问题要追溯到整个地球或者很广阔的地带，或者虽只限于很狭隘的空间，但已有别的研究者研究过，则地图和文献的研究也是必要的补充。在进行观察性的研究前，如果任务清楚问题明确，研究工作就会进行得更快、更可靠，在这种情况下，地图和文献的研究对于取得初步知识，对于准备工作，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单纯的文献研究很少能提供可靠的知识。如果地理学放弃观察研究，或者把它交给相邻的科学部门，那它就是放弃科学的独立自主而成为别的科学部门的附庸。我们不能再让别人把观察工作抢走。观察工作完全不是只在地貌学中才需要，地貌学的观察工作迄今为止是最赢得承认的，而且在植物和动物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移民地理学的领域里，甚至在气候学的领域里也是必需的。在这些领域里观察工作还太少。如果以关于居民情况的观察代替许多只是进行计算的人口密度工作，也许我们的知识会得到更多的促进。如果某一次观察研究不够深刻，如果观察者可能搞错了因此从一次粗浅的观察中得出太过分的结论，那对于这个基本的要求也不会有什么损害。它不外乎是从奔放的求知热情和某种胜利的陶醉中产生的一种幼稚病，对此当然不能赞许，但是就今天的科学水平看是不难理解的事，而且比越趄不前、安于陈腐的书本知识总还是好些，并更能促进科学。还必须更多地推动地理学的观察工作——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和彭克完全一致——地理学者必须取得比以往更多地到海外各国进行观察工作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也必须接受更多方面的基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