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人类①

① 这一节的思想整个地取自我 1907 年在纽伦堡地理学家会议上《论人类地理学》

（UberdieGeographiedesMenschen）的讲演，这个讲演发表在 1907 年《地理杂志》第 401 页以下部分。

人类生活中的因果关系，过去是作为某种非常特殊的东西来理解的。人类对自然来说被视为造物的目的，即自然是为人类而存在的，人类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自然的派生现象，而是独立的目的，所有自然现象都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而已。在科学的考察中，狭义的因果关系的理解只是逐步地才代替了这种目的论的理解；但是，就是今天我们也常常碰到目的论的看法， 这种看法作为科学考察的一种形而上学补充，也无可厚非，但是不能让它混进科学考察里边。因果关系现在往往还分析得太少，并且太缺乏明确的理解。

物理和化学的因果关系支配着无机自然界，而在人类生活中正如在有机自然界中一样，只起着比较无关紧要的作用。地震、火山爆发、山崩、洪水泛滥、飓风等等则是起力学的作用，气候和土壤的物理及化学作用倒会对人类的生活直接发生影响；但是，它们的作用却次于生物的和心理的原因。自然界也可以以刺激的形式对人类起作用，人类则以适应现象来回答。这方面除了真正的生理现象以外，也可以把心理现象包括进去，在心理现象中精神的行为是被动的，并没有引起意志行为。特别是在人类绵长的古代时期，文化还不怎么发展，人类还没有自卫的手段和工具，只是像动物一样赤身裸体而且粗野地面对自然，他不得不用自己身体的适应来回答外界的作用。但是除此以外，和高等动物一样，就已经加进了有意识的意志行动，他以这些行动来反映动因，而人类的文化越发展，意志行动就越占上风。

这里有个意志自由问题，这个问题在于人类的行动是否由动因所决定， 还是是自由的（参看第三编第七章第五节）。宿命论的理解并不是说每个人对于同样的动因必然作出同样的回答；相反，决定总是取决于人类的性格和人类的全部前史；人类并不由于承认了他的意志的决定作用而免除了道德的责任，而是用他的整个人性来保证这种道德责任。自由要是理解为无缘无故， 则它在科学中是不能存在的；科学必须是宿命论的，永远必须追问原因，不找到原因不得罢休；因果关系是科学的一个要求。

地理的理解涉及的活动大多数是集体活动，或者至少对我们显得是集体活动；像民歌那样，原作者已被遗忘而消失在群众之中。只有在个别的事例中我们才清楚地知道创立者，例如城市建立者；我们把彼得堡①或者南德意志的王宫这类城市，区分为人造的城市和天然的城市。但是这种区别并不说明任何因果关系；因为个别人的行动和集体行动一样，可能具有深刻的动因。如果我们把人类的行动理解为对来自环境的动因的反应，即从心理方面

来理解，这不是说人类行动的结果总是与目的相符，并不总是符合行动的人类的意图的。相反，人类行动的结果总多少偏离这种意图；由于同现存状况和其它人的行动的对抗和相互作用而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形成了冯特称之为目的变异这种现象。人类生活的一般现象，特别是文化的伟大事实， 存在着一种独立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已经很少取决于单个的意志行动，人们把这种因果关系作为命运同主要是心理上的因果关系相对照。对于地理考察来说，这种独立的因果关系恰恰是最重要的；抛开人类的意志决断不论，我们把人类的地理事实归因于由地区自然情况所决定的条件。

过去人们大都只考虑一种单独的自然因素作为某一种人类过程或状况的原因，这不仅由于科学的观察仍处于起始阶段，还根源干早期的目的论的理

① 现名列宁格勒。——译者

解；因为如果自然现象只是用以教育人类的手段，那么造物主就要把每一种自然现象创造得符合这个目的。但是，实际上各种不同自然界的现象是共同起作用的。如果人们想懂得航海的自然条件，就不仅要注意到海岸的水平结构，而且必须考虑到海岸的整个构成，以及气候的情况、经济生产的条件等等。植物界以及同样地还有农业，几乎总是同时受制于气候和上壤。不要满足凑到几个数据，不管是关于结构方面的还是气候方面的，而是还必须钻研自然条件的整个特性，这只有通过对自然条件本身因果关系的考察才能作到，人类地理学只有基于坚实的自然地理学知识才能取得成果；谁要是不具备这一条，就容易浮在表面上。甚至对许多杰出的地理学家也免不了要提出这种责难，对国民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则更是如此。

显然人们首先总是注意自然现象对人类生活的一种直接作用，并且不只是指那些相当明显地受制于自然界的事物，如农业。也包括那些相去较远的现象如人类精神生活的以及某些其它的事实。这类直接作用也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们的意义大都不及间接作用重要，间接作用是通过聚居方式、交通、经济生活表现的。在这方面，人类地理学无疑为经济史观或所谓的唯物史观所丰富。人们不必效法它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现在已普遍地被抛弃， 但是人们不应反对它的无可否认的真理；因为不能否认国家生活和精神生活取决于定居方式和经济生活。现象间的联系也是可逆的：自然可能先对国家的情况或者精神生活发生作用，而这些后来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生活。方法论的一般要求只是不要把人类生活的现象孤立起来，而总是要从其相互联系上以及作为整体来理解文化（采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把文化同自然界联系起来，尔后再从这里过渡到单个现象。

关于一个地区中人类和他们文化的发展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自发的，并且文化的传播具有多大的意义，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在民族学中， 这种意见分歧已经成为公开的科学争论了；民族学的老前辈巴斯蒂安主要考虑地区自然情况的直接影响。并论及地理省区的民族思想，而拉采尔则推重思想和工具的传播，用他的人类地理学方法与巴斯蒂安的心理学方法（拉采尔给起的名称）

相抗衡：人种志的所有学派都只用人类地理学方法论进行研究。上述这些名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合适的；因为两种方法都是抓住心理的变化过程，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同，两者也部从事研究地理的条件和情况，只是一派着重自然状况，而另一派则着重地理位置，即使从事实上看，这种对立也是被夸大了：人们既不能否认传播这种想法，也不能否认在自然状况的影响下形成思想和事物。一般地说，同植物界和动物界的情况相似，发展是这样进行的：一种文化事物得以传播，以后在别的地区在别的条件下形成为不同的东西；但是，这种文化事物也能多少保持它的特性，并且看来在分隔的地区中能够不谋而合地产生相同的发明和相似的组织形式。人们必须对每个事例加以检验，以确定发展的经过是怎样的。地理学既不应片面地只考虑位置， 也不应片面地只注意自然状况：它不能像拉采尔所要求的那样，把自己限制为一门关于运动的学科，而是还必须适应地球内部的变动。

因此即使我们把目光限制在现在的时代，人类的地理因果关系就已经很复杂了，加上历史发展的事实它就更其复杂了。人类的情况像固体地表和植物界、动物界一样，不只是表现出变化，也表现出发展，即使原因消失了或者变化了，作用仍然保持着，因此作用是积累和结合的。人类现况的地理原

因大部分存在于过去时代，现代起源于过去时代。人类的史前时代比最多只经历了六千年的正史时期要长得多，我们必须一再估计到完全另一种的气候和植物界、动物界的状况——人类是在冰期才出现的！——而且部分地要估计到海陆分布的不同。反之，人们必须防止在有史时期中一下就以这些状况为基础来进行分析，正像那些其实最少关心地理影响的历史家有时的作法那样。

历史的发展，部分地还有前史的发展，主要基于人类文化由于发明和发现的积累或者有时丧失而引起变化时，人类在每一瞬时都对自然采取不同的立场，对于自然的影响采取不同的态度，学会防御自然影响所造成的损害， 利用它所给予的好处。把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互相对立起来是一种非常轻率的作法；相反这两者总是并存的：历史的发展总是为地理的条件所决定，而地理的影响则日复一日地和历史发展一同起变化。

人们可以按照地理状况对人类发生影响的种类把人类的发展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事实上延续很长，而却仅凝聚为一个历史的缩影，在这个时期中人类几乎还没有脱离动物性，还是裸体的，几乎没有器物和工具。和对动物相似，自然的影响直接触及人类自己的身体，它的作用就像刺激似的，激起人类肉体的适应性，也激起精神生活的适应性。这样就出现了种族。但是后来文化给人类带来了保护手段和工具，他自己的身体因而就较少受到波及了；除了通过异种通婚，种族就很少发生变化了，发展于是在文化中完成。种族多少稳定下来了，类似动物种类那样；因此，地理考察对待种族必须持和对待动物种类类似的态度，把它们的特性作为既成事实来接受，并且只从移居和归化的条件来解释一个地区中种族的出现与否。从而种族的特性就变成一种独立的原因，但是，人们不要像种族狂热主义者那样夸大它的意义。

地理的制约性在文化的形成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制约性由一系列各种不同的现象组成；但是这些现象并不是独立地并存的，而是结合起来相互作用的。因此，考察必须首先面向作为整体的文化，然后才能从中推论出各个个别现象。也只有从发展史的观点才能理解文化，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孤立地去理解一个单独地区的文化，但是一般地说，只能在全球考察中来理解文化①。只有我们看到了文化萌芽是怎样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 而且在这个地区新的条件下有了不同的发展，我们才能够理解不同的大陆和地区中当今文化的结构，然后从这点出发认识文化的各个部门。

我们最直接碰到的是一个地区的聚居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关系，这种聚居的进程是由土地构成和植被情况确定的；在这方面地理研究最近指出了一个和国民经济学以前轻率地设想的完全不同的次序。货币经济这个新时代的活跃的殖民活动表明了也和交通位置、矿床等等有一定的关系。人们只需深入地研究人口密度分布图，就可以认识到这些不同的制约关系。各个移民区的地理限制性长期以来就是注意的对象，并且大部分都是十分明显的。如果人们对于某些城市，例如柏林，怀疑这种地理限制性，那只是在于人们开始时错误地理解这种限制性，而没有努力更深入地钻研这个问题。所谓人造的城市，例如卡尔斯鲁厄，也是从一定的地理动因中成长起来的，当然，这些城

① 我在一本小册子《文化在地球上的进程》（DerGangderKulturliberdieErde，1923 年《地理学论文集》第一集）中，作过这方面的尝试。

市只有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才达到今天的繁荣。

交通和聚居以及移民区也完全相似。在这方面人们也早就认识到受地理条件的制约，但是后来又有了矛盾，原因固然是对现代交通条件的唯理论解释往往失灵。可是必须知道，古代的许多交通线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的，而以后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仍保存下来了。一般说来正是交通的适应能力是颇强的，并且正是交通的改变在地理学上富有教益。

经济生活在更大程度上扎根于过去的时代。试图只从现代的条件去说明今天的经济地理情况是必然要失败的，尽管这样作时非常注意到政治的干预。这些尝试总是只能导致影响现存事物变化的倾向，却永远不能彻底变革这种现存事物。现在的工厂工业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前的家庭手工业的分布。现在世界经济的组织只能从整个文化进程中去理解，欧洲在延续几百年的这个进程中取得了虽大的优势。

奇怪地被忽视了的是关于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因果关系的研究。但毫无疑义的却是，卫生、营养、服装、住宅都多少是很好地适应地区的自然情况的，精神文化的水平和种类是由经济生活的繁荣、人口密度、交通位置并且还直接由气候和地方的景象所规定的。

人们曾想对于人类的大组织形式如民族、国家、宗教不作地理的解释。这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地理条件对它们的限制虽有些不同，但仍然是存在的。这方面较少涉及直接的自然关系的事实，更多地涉及传播的事实。只要自然状况有助于或者妨碍传播，它就是重要的；传播的障碍作用表现为限制。

民族是在程度不同地划分开的居住区中形成的，在这些居住区里迁人者聚集并混杂起来，民族的特性部分地来自迁人者的祖籍，部分地来自地区的自然情况。民族自然是由历史的命运结合成的；但是这种命运却和地区的自然情况分不开。

国家的情况也类似。它们都是在自然区域里发展起来的。只是它们大都属于较晚的时代，在和邻邦的斗争中又更易于迁移；偶然性起着更大的作用， 有些时代中国家的边界划分违背一切地理的理性，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国家的内在特性和权力也是受地理制约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密度和地区的经济特点！

宗教比民族和国家更容易具有传播能力，可以说是一种流动的现象。但是，它们的传播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服从迁徒和归化的地理条件。在这方面， 从阿贝尔克罗姆比所绘制的伊斯兰教分布地图和雨量分布图的比较中，人们可以接受到印象深刻的知识。伊斯兰教是东方特有的宗教，基督教是温带的宗教，基督教的教派也是按照交通位置和气候划分的，当然这不是就个别而是从整个情况来说的。

如果说我们因而在人类生活的一切现象中都认识到地理的限制性，我们却不能把这一点推广到一切细节中去。我们在尤其是较高文化发展阶段中所遇到的人类生活的大部分设施，都不再涉及到对自然的直接适应，而是对其它的人类情况的直接适应；因此，它们对地区特性的依赖就变得如此松散和偶然，以致这种依赖关系已经与地理的理解无关了。现在的地理学和古代的地理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已不再以包罗万象的民族学、国家学和经济学为归宿了，而是明确了自己的界限，并且不去涉及那些毫不相关、或者只是松散地和间接地与自然界相关的人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