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维翰

桑维翰（899—947），字国侨，洛阳（今属河南）人。父桑拱，曾任河南尹张全义的客将。桑维翰长相丑陋，身短面长，可他自认为“七尺之身， 不如一尺之面”，立志要做公辅。然而初试进士，主考官因讨厌“桑”与“丧” 同音而不予录取。有人劝他放弃科举，他“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他仕’”①。后来经过他父亲向张全义做工作， 得到推荐，终于在后唐同光年间进士及第。

长兴二年（931）石敬瑭任河阳节度使（治孟州，今河南孟县南）时，桑维翰被罗致帐下任掌书记，此后就一直追随左右成为石敬瑭的心腹谋士。清泰三年（936），后唐末帝李从珂因石敬瑭在河东拥兵有异志，下令移镇郓州

（今山东东平西北）。石敬瑭打算拒命反唐，将佐都恐惧不敢表示意见，只有桑维翰和刘知远极表赞成。为求得契丹的支持，石敬瑭让桑维翰起草了连刘知远都觉得过分的割地称臣的条件，大大超过了赵德钧赠金帛称兄弟的允诺而得到耶律德光的青睐。石敬瑭担心契丹改变主意，又派桑维翰前去面陈利弊。桑维翰在耶律德光面前“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②。终于使耶律德光最后决定支持石敬瑭。

石敬瑭建晋称帝后，桑维翰被任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不久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院使，终于做到了公辅，然而却是个遭人唾弃的反面教员。天福三年（938），他出主意将杨光远移镇洛阳，引起杨的不满。杨光远上书指责桑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 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③。石敬瑭于次年将桑维翰调任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一年后又移镇兖州（今属山东）。

天福六年（941），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安重荣接受吐浑首领白承福等部归顺后，要求讨伐契丹。石敬瑭因安重荣握有重兵，而且自己做儿皇帝在心理上毕竟难免有压力，对于是否与契丹绝交有些犹豫不决。桑维翰随即写了一封长篇奏章，殚精竭虑地论述了不能与契丹相争的“七不可”。逻辑推理严密，打着“忧国情切”的旗号，颇具迷惑力，还提出“大计”、“善

① 《旧五代史》卷 98《安重荣传》。

① 《新五代史》卷 29《桑维翰传》。

② 《旧五代史考异》。引自《旧五代史》卷 89《桑维翰传》注。

谋”来为放弃斗争作遁词。难怪石敬瑭看后说：“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懑不快。今省所奏，释然如醒。朕计已决，卿可无忧。”①由此也可见桑维翰是石敬瑭的主要决策者、责任人。

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桑维翰被任为侍中，但是实权在主张与契丹绝盟的大将景延广手中。桑维翰多次上言与契丹请和都被否定。天福九年（944）， 契丹大举南侵，劫掠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后北返，造成后晋不少损失。桑维翰乘机让人在石重贵面前说：“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于是石重贵就把景延广调离朝廷出守洛阳。“拜维翰中书令、复为枢密使，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②。

桑维翰这一次掌权，据说是“数月之间，百度浸理”③。可是他凭借权势，广收贿赂，“仍岁之间，积货巨万。”他又恢复先前罢废的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枢密院学士等职务，安插亲信故交担任，引起朝野议论。李彦韬、冯玉等在石重贵面前攻讦桑维翰，石重贵想立即罢黜他，后经刘昫、李崧等劝解才采取逐步分权的做法，由冯玉先任枢密使再任相职来削夺桑维翰的实权。于是桑维翰乘石重贵生病之时向太后建议“为皇弟石重睿置师傅”④。石重贵病愈后获悉此事大怒，就罢去他的相职，出任开封尹。此后他就称有“足疾”，很少去朝见。

纵观桑维翰的一生，也做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事，“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就是一例。其中所除一弊是减轻刑罚：“先是，相州管内所获盗贼， 皆籍没其财产，云是河朔旧例。及维翰作镇，以律无明文，具事以奏之。” 结果降旨同意，“自是‘劫贼’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这无疑对被诬为“劫贼”的民众是有好处的。再如开运年间，朝廷任命他的长子为屯田员外郎、次子为秘书郎，他对同僚说：“汉代三公之子为郎，废已久矣， 近或引之，甚諠外议。”于是就“抗表固让不受”，要朝廷降格任命，在当时也获得好评。此外，他在契丹前锋骑军张彦泽部占领开封时，临难不苟， 不逃不降，从容就死，厉声斥责张彦泽：“汝有何功，带使相已临方面，当国家危急，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为贼，汝心安乎？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①由此可见桑维翰尚有小善，他对契丹总的态度是求和而非求降，这与杜重威、张彦泽等率众投降后又为虎作伥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对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之事难辞其咎，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所以王夫之评他为“万世之罪人”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