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文天祥 张世杰第一节 文天祥

身世与文章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吉水（今江西吉安）人。20 岁，举进士。理宗宝祐四年（1256），对策集英殿，擢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开庆初年（1259），元兵犯宋。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时为宁海

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乃自免归。后迁刑部郎官、尚书左司郎官等职。因忤贾似道，致仕。时年仅 37 岁。

咸淳十年（1274），改知赣州。德祐初，江上告急，诏天下勤王。文天祥提兵入卫临安。明年，出知临安府，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派赴元军议和。被拘。夜亡走入真州。

文天祥此时曾欲请两淮之兵合纵抗战，但不为所用，且被猜疑。于是辗转逃避，泛海至温州，复收兵转战。终因力寡势孤，屡战屡败。景炎三年被俘，遣送至燕。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 年 1 月），不屈而死。著作有《文山先生文集》。

《宋史》卷 418 本传称文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而当国家危亡之际，乃“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一似文天祥由富家子弟一变而为民族英雄者。但从文天祥的遗文看来，颇似儒学教养极深的学者，不似性本豪华的文人。

文天祥早年的文章，存有《御试对策》一道。滔滔万言，其中有云：

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于礼乐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坟五典以来，以至于太平六典之世， 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

此文用语，几乎都是理学家言。大概到了南宋末叶，程朱之学已经深入士子

之心。虽然有过伪学之禁，但解禁之后，其学反而更加流行。文天祥此策的基本思想就是深受理学影响的。

宋元之际的儒学人物，为人处世，蹊径不同。有人只讲儒学的传宗接代， 并不固执臣节；有人则固守臣节，不事二君。文天祥虽非程朱嫡传，其固守臣节，似与后者相近。

文天祥这篇文章还有一段值得注意。例如：

陛下以为今日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私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PGN1964.TXT/PGN>

这段文字与前段不同，不是理学说教，而是为民请命。列举民生之所以困，

都是征实之言，而且颇带情感。这样的文章似乎不是一般儒学后辈写得出来的，也不是“自奉甚厚”的豪华子弟所能写得出来的。

文天祥这篇对策写于弱冠之年，对于民生疾苦，已经如此关切，指陈时弊，已经如此愤慨，于是，当他历尽艰辛困苦之后，所撰《指南录序》和《后序》，也就写得更加悲歌慷慨、真切动人。

《后序》在历述苦难艰辛之后，说：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州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黥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这篇《后序》写于景炎元年（1267），已是南宋末日，国破家亡，九死一生，

发而为文，故沉痛如此。 “愁苦之词易工”，天祥本来工于词章，又历经愁苦，故形诸文字，其

词之工，有非寻常人力所能及者。

与此文同工者，还有《正气歌》的小序。其中列叙自己囚于“土室”的遭遇，也是前此少有的文章。其言有云：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汙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汙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

这样的笔墨，也可以说是纪实之文。南宋建炎以来，在兵荒马乱之中，纪实

之文产生了不少，多存于野史杂著。但文天祥此文，不同于野史杂著，身为囚徒，自述遭遇，所记诸般，更富实感。

《指南录序》、《后序》以及《正气歌序》等，都是南宋之末殉国志士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天祥的传世之作。指事造实，直抒胸臆。这类作品和他的诗歌诸作，也是异曲同工，都是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

文天祥还有一些书启记叙题跋文字值得称道，而历来称道者少。其中有的文章是很出色的。例如《衡州上元记》有这样的记述：

岁正月十五，衡州张灯火合乐，宴宪若仓于庭。州之士女，倾城来观。⋯⋯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适忝陈臬事。常平以王事请长沙，会改除，于是侯与予为客主礼。⋯⋯

及献酬，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或蒙倛焉，极其俚野以为乐。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复次序。妇女有老而秃者，有羸无齿者，有伛偻而相携者，冠者，髽者，有盛涂泽者，有无饰者，有携儿者，有负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PGN1966.TXT/PGN>哺乳者，有睡者， 有睡且苏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为儿弁髦者，有为总角者。有解后叙契阔者，有自相笑语者，有甲笑乙者，有倾堂笑者，有无所睹随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趋者，相牵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触者。有醉者，有倦者，咳者，唾者，嚏者，欠申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结袜者。有履阈者，有倚屏者，有攀槛者，有执烛跂惟恐堕者。有酒半去者，有方来者，有至席彻者。儿童有各随其亲且长者，有无所随而自至者。立者，半坐于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环客主者，有坐复立者，有立复坐者。视妇女之数，多寡相当。盖自数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

从这样的文章看，文天祥的文笔是颇擅于描绘刻画的。这里对于州民老幼男

女的描述，可谓穷形尽态。文章写于咸淳十年，南宋统辖的地区已甚狭小， 而衡州一隅之地尚有如此承平景象，是很难得的。在文天祥看来，这乃是“国家忠厚积累，于民力爱养有素”所致。

这样的笔墨和上面所举文天祥诸作的内容显然不同，但从行文的工巧

看，也有一致之点。

在记序文字中，文天祥也有一些应酬之作。但文天祥之文，并非一般应酬，应酬之中，时抒己见。如《送隆兴邹道士序》有云：

新吴昭德观，或传西晋刘仙人飞升之地。其观前井，犹仙人时丹井也。今邹高士居其观， 亦以炼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与？予诘其所以为丹，则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谓丹，求飞升也；高士之所谓求丹，伐病也。仙人之心，狭于成己；高士之心，溥于济人。且夫兼人己为一致，合体用为一原，吾儒所以为吾儒也；重己而遗人，知体而忘用，

</PGN1967.TXT/PGN>异端之所以为异端也。高士非学吾儒者，而能以济人为心，噫，高士不贤于仙人欤？

文天祥是儒者，赠序给道士，当属应酬之文；但他认为邹乃“高士”，其“求

丹”，在于“伐病”；其居心，亦“溥于济人”，这同那种只求自己“飞升” 的仙人不同。对于这样的道士，文天祥是赞成的。这样的文章，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应酬文字。

在文天祥的题跋文字中，有一篇《跋李景春万言书稿》也是很有特点的文章。其文云：

吾乡布衣李君景春，上书于绍兴，累累万言，尽疏闾阎隐微之故，可谓知无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几古者询于ú荛之遗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国人，式克于劝，读君之言，当时州县间可嗟叹者如此。今去之百有余年，孰知又有过于君所观者！识者于此，又重为世道感。

称赞李景春上书之“知无不言”，又称赞宋高宗之“仁厚恻怛”，文天祥为

人之忠厚，于此亦可概见。说到最后，指出“去今之百有余年”，“世道” 之可“嗟叹”者，又有过于“君（李景春）所观者”。这是文天祥有慨于时事的。但尽管慨乎言之，出语却相当委婉，不为愤激之言。

这样的文章，应是文天祥早期所作。和《指南录序》及《后序》比较， 思想是一贯的，但情绪不同。虽有感慨，而不甚激切。

从这样的文字看来，如果文天祥不是身遭亡国之祸，拘囚之苦，使得优游于翰墨之间，则其文章之意度，可能与一般文士学者同风。只是生逢易代之际，于惶恐零丁之中，才产生了悲歌慷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