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收并蓄，独树一帜

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①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②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③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

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 12 之 15。

② 《宋会要辑稿》选举 12 之 15。

③ 《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① 《宋元学案》卷 51《东莱学案》。

② 同上。

③ 《象山全集》卷 36《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④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

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

①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

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 卷（通释 3 卷，解题12 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③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 “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④。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 3 卷，解题 12 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①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 “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②。“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③。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 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④。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

④ 《东莱太史别集》卷 10《尺牍四·与陈同甫》。

① 《朱子语类》卷 122《吕伯恭》。

② 《朱子语类》卷 122《吕伯恭》。

③ 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④ 《朱子语类》卷 122《吕伯恭》。

① 《大事记解题》卷 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 4。

③ 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④ 《四库总目》卷 65《史部·史钞类存目》

生课试之作”⑤，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 4 卷，选《左传》文 66 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 “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①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 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 150 卷，所

涉诗文集 800 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②，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③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①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

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 卷、《书说》35 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 卷、《春秋左氏传说》20 卷、《春秋左氏续说》12 卷、《东汉精华》14 卷、《丽泽论说集录》10 卷、《历代制度详说》12 卷、《古文关键》2 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 卷传世。

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②他对南渡之后 50 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 的情况极为担忧③，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 18 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

⑤ 《东莱博议·自序》。

① 《东莱博议》卷 2。

② 周必大：《皇朝文鉴序》。

③ 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

① 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

② 《宋史》卷 434《吕祖谦传》。

③ 《宋史》卷 434《吕祖谦传》。

才干，实在令人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