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皇权

赵匡胤建宋之初，对后周大小官员一律留用，尤其是继续任用后周末年的大臣范质、王溥、魏仁浦、吴廷祚等，对局势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即使最亲信的心腹赵普，也只能以枢密直学士实际控制枢密院。但是，宋初的这种政局并不是赵匡胤所愿意看到的，当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宋朝初步稳定后，即升赵普为枢密副使，赵匡胤的心腹赵普才名正言顺地掌握枢密院大权。当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之后，建隆二年又先后免除韩令坤、慕容延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的军职，宰相范质看到赵匡胤的政权已巩固，即推荐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为相，但赵匡胤感到时机还不成熟而未采纳。建隆三年十月，赵匡胤首先罢免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升赵普为枢密使，李处耘为枢密副使。但是，当李处耘以赵匡胤的心腹、枢密副使身份，担任削平荆、湘宋军的监军，在与统帅、宿将慕容延钊发生小矛盾时，尽管李处耘行为并没有错，却被赵匡胤免去枢密副使降为州官，而对有小错的慕容延钊则不仅不责问，反而照常升迁官衔。这是赵匡胤为使已被解除军职的宿将们心安的措施。

此前，赵匡胤已废去唐及五代一直沿行的宰相“坐而论道”的旧制，宰相常朝立班自范质等开始，此举显然是要打击旧相范质等人，以树立自己的威望，也有暗示范质应自动辞相之意。当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首先被免职出为节度使后，范质等人深知赵匡胤的意图，遂于乾德二年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再次请求罢相。此正合赵匡胤的心意，但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虽已当了数年皇帝，却对宰相的任命程序并不了解，因急于要罢免范质等人的相职，在还没有任命新宰相的情况下，匆忙间同日罢免了三人的相职。以至于出现历史上少见的，在颁布任命新宰相赵普的敕书时，竟然没有在任宰相“署敕”的怪现象。赵匡胤就对赵普说：“卿但进敕，朕为卿署字，可乎？”由于不合乎任命新宰相的程序，只得暂时作罢。为了处理由于赵匡胤、赵普等无知而造成的尴尬局面，翰林学士窦仪建议改由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的使相赵光（匡）义，以有同平章事职名而行使宰相职权“署敕”，这是从唐代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哥舒翰以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而为“使相”的二百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赵光义以使相“署敕”，是赵匡胤、窦仪等人的“创新”。同时任命的，还有枢密使李崇矩，随后又任命王仁瞻为枢密副使。

乾德二年四月，赵匡胤又想用窦仪为相，但遭到赵普的反对，遂想为赵普设副手以分事权，“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穀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于是任命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作副相，唐代参知政事高于同平章事，陶穀“翻以参

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之事，为真宗初年宰相李沆在重修《太祖实录》中所讥笑①。隋、唐、五代只设宰相不设副相，宋初设副相是赵匡胤的“创举”。

赵匡胤为了巩固宋朝的统治，曾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①乾德元年六月，由于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赵匡胤遂派奚屿等多人以常参官出任天雄军属县知县，以削弱符彦卿职权。其后属县知县周渭赴任时，符“彦卿郊迎，渭揖于马上，就馆，始与彦卿相见，略不降屈”②，知县与节度使抗礼是赵匡胤加强皇权后的新现象。

建隆三年三月，赵匡胤为改变“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的状况，“乃令诸州自今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将司法权收归朝廷。同年十二月又重设县尉，“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改变了“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自是还统于县，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郭内而已”③，将节度使补署的镇将置于县官统辖之下。

乾德元年三月平定湖南后，仍留用原地方官，赵匡胤另以贾玭等人任湖南诸州的通判，通判的创设，原为监察新统治区留用的旧政权州官。次年六月，武臣杜审进任权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的同时，赵匡胤任命阎丕为通判，以后大州、府逐渐普遍设置通判，宋初通判地位与州府长官相同，主要是作为朝廷派驻州、府的监察官，以加强皇权。

节度使赖以跋扈的主要是依靠军队，乾德三年八月，赵匡胤又“今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①，将天下精兵编入朝廷禁军，地方只留老弱作为厢军，主要从事州、府杂役，以收节度使的兵权。关于诸道节度使的财政权，“宋朝艺祖（赵匡胤）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②。马端临的概括道出了赵匡胤设置转运使以收节度使的财政权的用意。其后，又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朝廷，进一步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节度使实际成为顺从朝廷的高级地方官，而厚其俸禄甚至高于宰相，最终成为武宫和宰执的荣誉衔。

赵匡胤对于后晋割给辽朝的幽州地区，准备采取先赎取，赎取不成则以武力夺取，“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库，曰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遗北虏赎之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则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③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及注。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乾德元年六月庚戌。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建隆三年三月丁卯；十二月癸巳。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6，乾德三年八月戊戌。

② 《文献通考》卷 61《职官考·转运使》。

③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 1《祖宗圣训·太祖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赵匡胤自上次未能攻灭北汉以后，改而采取浅攻轻扰，破坏其农业生产以削弱北汉的经济实力，又不断移其民户于宋境以削弱其兵源，以待适当时机攻灭北汉。

开宝九年（976）八月，赵匡胤认为消灭北汉的时机已经成熟，以党进、潘美、杨光义率军进攻北汉，宋军分道进入北汉境内，屡败北汉军。十月，宋军已攻至北汉首都太原城北，北汉很可能即将被消灭。正当赵匡胤踌躇满志地进行着统一战略的部署时，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时年 50 岁的赵匡胤被其弟赵光（匡）义杀害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