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史著，成就突出

李心传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写的三部著作上。这三部书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旧闻证误》。这三部书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要录》是编年体史书，《朝野杂记》的体例“实同会要”， 两者关系“互相经纬者也”①。《要录》为“经”是主线，《杂记》为纬。《证误》是掌故文献决疑定舛，“所论北宋之事为多，或及于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凡所见私史、小说，上自朝廷制度，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②，因此此书可以看作为《要录》的补遗。当然这三部书中，《要录》又是李心传的史学代表作。

这三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李心传史学的规模，也体现出他的治史的特点。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研究，重辑录当代文献掌故，成为“蜀中掌故之学”的代表人物。二是他在治学上的淹博贯通。所谓“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为也”。三是重视材料的考辨。

李心传的著史是对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他修史是冒着风险的。有一段文字说明他这种情况。

客有谓心传曰：自昔权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孙盛作《晋阳秋》，而玄温谓其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关卿门户之事。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 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传矍然而止。

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铅椠纷然，事遂中辍，既而自念曰：此非为己之学也。⋯⋯粹而次之，谓之《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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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以修史为“非为己之学”，心忧天下，闭户著书，完成一代史著。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 卷，记高宗一朝史事。吸收了《左传》、《汉纪》、《后汉纪》与《资治通鉴》在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编年系事，但又不为例所限。为了更好地把握史事，往往突破年月的限制。李心传说：“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以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②这里提出突破编年体裁的前提和要求： “详著”材料，“备其始末”，为“中兴事迹”张本。《要录》在“备本末” 上有几种形式，一是详载史事来由或人物身世。二是史事首尾在时间上跨度很大，《要录》记载其关键性活动，首尾之事“牵连书之”；三是交待事情的结局。在编纂体例上，既有一定成规，又不为成例所拘。《要录》中的自注，都经过他精心安排，使史文与注文融为一体，成为史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避免了注中冗繁重复、轻重不当和不达作史之旨的弊病。

李心传在注中引用的材料，有书名可据的，近 200 种。有《日历》、《会要》、《实录》、《国史》、奏状、诏旨、贺表、札子、墓志、家传、年谱、文集以及大量杂史、笔记等。有学者评论说：“宋自南渡后，史学盛行，纪述之事，最称该备，迄今存者固多，而蹐驳亦复不少，独李心传以国家、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报，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且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铨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①

李心传自注补史的内容有几种情况：一是详载史事经过的；一是补录各种重要的奏疏、章表、诏旨，包括金人的檄文、诏谕；三是辑录各种制度、掌故方面的材料。同《资治通鉴》一样，李心传主要是辑录与军国大事有关的材料。

李心传考史是参考众书，求真去伪，择善而从。在考史上他有几条原则： 传闻不取；讳饰、私意不取；来源不确不取。后人称他的考史是“辨驳详明， 根据凿凿”②。《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李心传写史“宏博而有典要”③。

心传考史有失误处，有辨而不当辨者，后人多有订正。至于《宋史》本传谓李心传“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亦是不实之词。《四库》馆臣为之辨白，称心传是“据实直书”，“《宋史》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④。

此外，李心传的《道命录》是学术史著作，对后来的学案体史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道命录》反映了李心传的历史观点，《道命录·序》说： “故今参取百四十年间道学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系者，天实为之，而非（章）惇、（秦）桧、（韩） 侂（胄）之徒所能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他又说：“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国家安危之所关系。”在天意、奸相贤相与学术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决定天下的兴衰，李心传的回答是混乱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乾隆三十八年校刻序》。

② 《旧闻证误·李调元刻序》。

的，但他的真实用心是要说，只有学术人心正，才能使天下国家兴盛。

李心传评诸家学术，说：“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①他肯定吕学又有批评，不满陆学之偏却有肯定，这反映了南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