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

《通志》200 卷，是我国现存继司马迁以后又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全书体例有：《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

《世家》以及《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书前的《总序》以各略的《序》是郑樵力作，是郑樵史学思想精华所在，《通志》其他部分也能看出郑樵的卓识。

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一是会通思想。《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①历史是一个有因依相关的过程，因此写史不能割断历史前后的联系。班固的《汉书》受到他的批评，就是因为断汉为代，“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会通观点另一点要求是写史要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

二是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他认为以天人感应的灾异说解说人事历史，是“欺天之学”、“妖学”。人间的祸福与天象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是反对以所谓的“春秋”笔法写史。搞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欺人之学”，是“妄学”。他认为不能在写史中任情褒贬；只要史实写清楚， 后人通过对史事的了解，自然会作出评价。历朝史书攻击对方是“贼”、“寇”； 南北朝时代南方的史书中称北方是“索虏”；北方则称南方是“岛夷”。这些都是错误的。

四是实学主张。郑樵认为写史和治学要讲求实用，否则就是一种空疏之学，是“从事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史书应该记载“国之大典”的材料， 他强调要重视写谱（表）、图以及注意应用金石资料，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五是类例主张。应当如同带兵一样，要以类例的办法研究学问。所谓类例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要在弄清学术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类例。

郑樵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郑樵的学术批评凌厉，招致非议。《宋史》本传说他“独切切于仕进”，是诬词。郑樵在《总序》中对科举的利禄之途加以批评，一生多次拒绝引荐。郑樵在上书中请求入三馆四库中，是为搜求材料。对郑樵的学术批评，有的说是“好为大言”，有的说是“贼经害道”，但这只能从另一角度说明郑樵学术思想具有一种清新意识。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

《申郑》、《释通》诸篇中阐明郑樵学术精神的意义。梁启超称他是我国古代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这三大史学思想家是刘知幾、章学诚、郑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