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居西京，修史寓志

神宗在位时期，从熙宁元年（1068）到元丰八年（1085），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但最终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新法流产。司马光反对新法，在新法进入到高潮时，他退居洛阳。这位在野宰相，一面集中力量编修《资治通鉴》，一面在静观时局变化。

熙宁元年，司马光 50 岁，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熙宁四年，以端明殿

学士出知永兴军，是年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其后，居洛 15 年，“自是绝口不论事”。实际上他何尝不论事，仍然有议论。熙宁七年，在所上《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斥青苗、市易、免役、保甲等都是朝政的阙失，说自己身上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冒死也要进言。此其一。其二，专心修《资治通鉴》，在史论中，寄寓自己的政见。其三，与一批反对新法人士聚集洛阳，气味相投，相互唱和。

司马光在熙宁年间反对新法，总的信条是他在迩英殿进读时说的：“祖宗之法不可变。”

熙宁元年（1068）八月，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争论理财，同进呈《郊赍札子》于延和殿。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所以这不过是汉代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言论。

熙宁二年，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司马光在《上体要疏》中全面批评王安石，说：“臣恐所改者，未必胜于旧，而徒乱祖宗成法。考古则不合，适合则非宜。”熙宁三年，司马光又发出多封《与介甫书》，使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达到高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责，就是王安石在复书中所说的：“重蒙君实指教，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 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司马光全面反对变法，从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推行新法的人选以及各种变法的措施，他都加以非难。在《奏弹王安石表》中说：“安石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 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这已经超过正常争议的范围了。

司马光在洛 15 年，周围朝廷的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以他们的政见来看，可以说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洛阳的耆英会是这些人士的盛会，据《邵氏闻见录》载：“公（司马光）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弼） 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以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 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司马光与诸老徜徉在园林之中，但又何尝忘怀政治。

在洛 15 年，司马光毕竟有了更多的空闲，而从事修史。熙宁六年（1073），表授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为检阅《资治通鉴》文字。是年，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丰四年（1081）十月，进所修《百官公卿表》10 卷、《宗室世表》3 卷。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进历十九年而成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进表中说：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由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但

又体现了司马光的一家之言，“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资治通鉴》卷一）。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发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 寓志于修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