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王霸”之辨

陈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岁时祖父母、母亲相继离世，父亲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父亲也辞世，陈亮靠举贷才把父亲安葬。

陈亮从上《中兴五论》、上孝宗一、二、三《书》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是五次上书，震动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坛上，一个不合时趋而锋芒毕露的年轻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两次参加礼部试，后一次是在绍熙四年（1193）中了状元，时已 51 岁。他没有来得及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次年便病卒。

在个人经历上，陈亮没有什么显赫的仕宦履历，但他一生却三度入狱（关于陈亮一生入狱事，记载相当混乱，综合各种材料，应当有三次）。第一次

① 《陈亮集》卷 5《酌古论序》。

① 参《宋史》本传及《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入狱当在淳熙五年（1178），他在近 20 天时间内，连上孝宗皇帝三书后，回归故里的途中，酒后放言，言语中有犯上言词，为席间之人告发。刑部尚书何澹曾是礼部试的考试官，有意压陈亮。陈亮对他言词不恭，所以何澹利用这件事，诬告陈亮图谋不轨，事下大理，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孝宗知道这事，为他开解，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陈亮得免一死（《宋史》本传将陈亮父入狱事，系于陈亮第一次入狱后，误。陈亮父于乾道四年已出狱）。

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时陈亮已 42 岁。在一次乡里间礼仪的宴会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于是怀疑食物异味是有毒，陈亮被捕入大理，后得友人辛弃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狱。

第三次在绍熙元年（1190）。家僮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几致死。吕天济诬告说这是陈亮指使的凶杀。台官谏司谕监司酷吏讯问，无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陈亮于死地。①幸有少卿郑汝谐，了解案由，很是惊异，在孝宗面前力言，说：陈亮是“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在皇帝过问下，陈亮才得以脱狱。这已是绍熙三年（1192）。

绍熙四年（1193），第二次应礼部试，礼部奏名第三，孝宗擢为第一。他的策论为孝宗、光宗赏识，签授建康府判官厅公事。陈亮未到任便去世；时为绍熙五年（1194），终年 52 岁。

陈亮提倡功利之学，力主抗金，在当时的理学界中，独树一帜，“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①淳熙九年（1182），陈亮至衢州、婺州访朱熹，相处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访陈亮，两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陈亮称朱熹是“人中之龙”，说： “世途日狭，所赖以强人意者，唯秘书一人而已。”②是年夏，陈亮再致书朱熹，并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书中称“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③但两人在对天理功利等问题的看法上，黑白判别。陈朱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11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陈亮第二次入狱，尚未脱狱之时，朱熹写信给陈亮，希望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这年五月二十五日，陈亮出狱，在陈一之处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又甲辰答书》。在信中，陈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他在信中慷慨陈辞，坦陈自己的心迹，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谈到王霸义利问题，陈亮说：

① 参《陈亮集》卷 27《与章德茂侍郎又书》。

① 《宋元学案》卷 56《龙川学案》（《龙川门人：签判喻芦隐先生偘》。

② 《陈亮集》卷 28《壬寅答朱元晦秘书》。

③ 《朱文公文集》卷 36《答陈同甫书》。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

关于醇儒问题，陈亮认为：

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发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 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

朱熹复信再论王霸义利，认为三代以后，即或是汉高祖、唐太宗这些英主，

也都是“无一念不出于私也”，所以，汉唐以后的历史不同于三代，“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

对于朱熹这些观点，陈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复的回信中，不断地对朱熹作出了批驳。陈亮说，不能把历史断成两截，分成三代与秦汉以后的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如果这样认识历史，那么，“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书之一》）又说： “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又乙巳春书之二》）他又说：“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所谓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没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实，“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乙巳秋书》）。

第三年，即丙午年，陈亮致信朱熹，说：“秘书之学，至公而时行之学也；秘书之为人，扫尽情伪而一至于公者也。世儒之论，皆有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之意，皆亮之所不晓；故独归心于门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

①朱熹在答书中，说：“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

为喜。”称自己：“只今日用功养病之余，却且收拾身心，从事于古人所谓小学者，以补前日粗疏脱略之咎，盖亦心庶几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场王霸义利之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陈两人都保留自己的见解，但又相互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