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发展经济和文化

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 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 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 61 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后就说： “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 60 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①。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时就指出：“今

① 《宋史·孝宗纪》一，《宋史》卷 371《汤思退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 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

①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 55，缺字据《文献通考》卷 5 添补。

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但到淳熙五年， 绍兴知府张津，又将“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诏令将此钱即作为“代纳今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纳， 则折算成明年应纳税钱之数，宋孝宗以之“警厉臣工，风动中外”②，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③，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 “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④，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1160） 的事。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 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 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①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 “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② 。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 58 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①。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 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

②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 56。

③ 《宋史》卷 173《食货志》上一。

④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 54。

① 《宋史》卷 181《食货志·会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 46。

② 《宋史》卷 459《魏掞之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 47。

① 《朱文公文集》卷 69《学校贡举私议》。

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②。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