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国首相

范质在赵匡胤同意他的意见之后,率百官成礼,赵匡胤得以顺利地建立宋朝。在为开国元勋及亲信升官进爵之后,范质的宰相官衔也由同平章事升为侍中,成为北宋前期七位最高相衔“侍中”的第一人。赵匡胤继续任命原后周宰相范质等人为宋朝的开国宰相,并尽可能不变动后周官员的职务。赵匡胤深知自己由于后周世宗的重用,在短短的六七年间,从列校提升为殿前司禁军最高长官之后夺取皇位的,为许多资历高于自己或与己相近的文武官员们所不服,而三代元老范质及其他后周的宰相、枢密使的支持,非常有利于宋政权的稳固。事实也正是如此,当赵匡胤建立宋政权后,遣“使告诸道, 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①,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但是,这决不是赵匡胤对范质等旧相的完全信任,而是赵匡胤心腹文职人员的名望实在太低,无法直接提升为执政官,更不用说是宰相。因此,在升遣范质等相衔的同时,也免去了他们原先兼任的知枢密院事,使之成为只问政事的行政长官,后封鲁国公。当赵匡胤先后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等后周宿将后,立即将心腹赵普提升为枢密副使,范质也“适时”地建议重用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

赵匡胤对仍以后周的宰相、元老范质等人执政的状况内心不满,采取措施打击范质等人的威望。有的记载:“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范)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札子进呈”,“由是奏御寝多,始废坐论之礼”。似乎是因范质等宰相上朝忙于奏请,没有时间回坐位而废宰相坐论之礼,此事始见于王曾的记载, 而为宋时纂修的《国史》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采纳②,其实都是为尊者讳的写法。邵博的记载似更可信:“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赵匡胤)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①范质等人知道已到非坚辞相位不可的时候了,当乾德二年(964)正月辞相对,赵匡胤非但没有挽留,而是匆忙地将留

① 王称:《东都事略》卷 18《范质传》;《宋史》卷 249《范质传》;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司马光:

《涑水记闻》卷 1。

① 陈师道:《后山谈丛》卷 3。

② 《宋史》卷 249《范质传》,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乾德二年正月戊子。

① 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 1。

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同年九月,范质病死,终年 54 岁。虽然“终(范)质之世,(后周)太后、少主皆无恙”②,但范质自感有愧于后周世宗遗命辅佐少主的重托,《宋史》称范质临终,“戒其后勿请谥立碑,自悔深矣”③。

子范旻,开宝四年(971)任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州兼水陆转运使时, 南汉旧臣邓存忠率众反宋,范旻守城达七十余日。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归地” 后任为权知两浙诸州军事,治理吴越国旧土。次年初宋太宗亲征北汉,范旻改任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事,负责财政事务。太平兴国五年,“坐受人请求擅市竹木入官”④,事与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府有某种关系,因而受到宋太宗的严惩,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司户,改移唐州(今河南唐河), 死于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