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事之文

苏轼的文章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论事之文，上承贾谊陆贽，论证古今，“滔滔汩汩”；一是各体杂文，涉笔成趣，“姿态横生”。赋体之文， 也别具特色。

苏轼的论事之文，包括甚广。首先是策论之文，在两次朝政改革期间， 针对时弊，敢放狂言，最有时代特点。例如所对《御试制科策》有云：

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 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PGN1577.TXT/PGN> 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

这篇策论，首先提出朝廷用人问题。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

其次，苏轼应制之时，还曾撰有《策略》、《策别》和《策断》等，虽属准备应试之作，却也都是有为之言。其《策别》之一《课百官》中《厉法禁》有云：

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也。《诗》曰： “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

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后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术，与商鞅、韩非同类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PGN1578.TXT/PGN>

他主张行赏“自下而上”，用罚“自上而下”，特别是先罚“贵戚大臣”，

而后才“及于疏贱”，而且说商鞅、韩非之“所以用刑者”，乃“舜之术”， 这是突破儒家传统的看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观点。

《策别》之《课百官》中还有“决壅蔽”之论，对于当时的弊政揭露得十分深刻。文中有云：

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宋时弊政之最显然者，是因循苟且。这在欧阳修的论事之文中说得十分透辟。

苏轼在此则更指出有些“故常之事”之所以“务为留滞”者，乃是“以待请属”，也就是等待贿赂。“贿赂先至”，则“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 则“终年而不获”。哪怕是“一毫之事”，也“非金钱”不办。看得何等深刻！

苏轼的一篇传诵的名文《教战守》，也是《策别》之《安万民》中的文字。此文从提出论点，列出论据，到得出结论，层次之分明，论证之严密， 可以代表苏轼论事之文的行文特点，文章首先提出“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而且指出：“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论点提得相当明确。明确了论点之后，随即列出论据，加以论证。经过充分论证之后，便指出“天下固有意外之患”，即战争不可避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一段分析，是非常精辟的。文章说：

且夫天下固有非常之患也。患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PGN1579.TXT/PGN>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 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这一分析，已为尔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既然战争不可避免，

其后果自可担忧。文章继续说：

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 必有不测。

写到这里，关于“生民之患”，已说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如果

再不采取挽救的对策，实在危险。于是文章自然引出结论，就是要对平民百姓教以战守之术。文章说：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 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

苏轼是个文人，对于兵法，他懂得不多。这一方面他还不及其父苏洵。上面

这段话，不免纸上谈兵。不过，他的论述是针对时弊的，他的论断也是从实际出发的。

从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某些士大夫，都是苟且偷安，不讲武备，则是事实。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多好言兵。如尹师鲁、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以及苏洵等，都是重视军事的。苏轼这些见解和上述诸人比较一致。

到了熙宁变法初期，苏轼的一篇《上皇帝书》也是重要文章。

熙宁四年，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针对新法，上书论事。此书行文，相当激切，与前此诸策比较，有所不同。文章开始云：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PGN1580.TXT/PGN>

下面便分别言之。关于“结人心”，他说：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而然。

人心向背，系乎存亡，古今一理。苏轼于此时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

对性的。在他看来，熙宁变法，不免“刚果自用”，而未能“深结人心”。关于“厚风俗”，苏轼所言者，亦似老生常谈，但亦切中新法之弊。顾

炎武《日知录·宋世风俗》有评论：

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 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苏轼此论“深切”，顾炎武看得不错。

关于“存纪纲”，苏轼特别强调的，是宋初以来广开言路的传统。他说：

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陛下得不上念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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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论纪纲而特言此者，这在当时，似亦有激而发。王安石变法，立意甚善，但不听谏言，是一大缺失。苏轼进言，也不无顾虑。苏轼最后还有如下一段言语：

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 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 至于再三。

这样出言之激切，不仅如贾谊、陆贽，而且有如钟惺所云：“东坡之文似战

国。”不过，说“东坡之文似战国”，也并非如罗大经所谓“以无为有”， “以曲作直”①。

苏轼早年的进策之文，以及熙宁新法时期的进奏之言，都是针对时政、有为而发。其他论政论史诸作，也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