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东军在中国诸战场实行残无人道的细菌战

细菌武器的运用，是整个日本侵略军的重要手段之一，特种细菌部队遍及它的各个部队中，其中 731 部队起着中心作用，与各个作战部队互相配合，进行各种细菌战。

在宁波。1940 年 7 月，731 部队在石井四郎亲自带领下，到达浙江省宁波。他们用飞机上的投撒器将 70 公斤伤寒菌和 50 公斤霍乱菌以及 5 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撒布在这一带的居民区、河流和蓄水池中。10 天之后， 731 部队又组织 100 余名医务、摄影人员，乘坐特别专用列车，从哈尔滨站出发，南下宁波，测定细菌武器效果。他们在细菌实验地捕来包括妇女在内的几十名中国人，进行身体检查，分析细菌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活动被中国人民识破，中国报纸载文揭露：这一带传染病的流行，系日本军用飞机投扔细菌武器所致。

1940 年 10 月 4 日，一架日机在衢州县用同样的手段撒布麦粒、粟子等物，混有跳蚤。这种跳蚤经过检验，确系“人鼠共同蚤”。在日寇投下麦粟物的 38 天后，该地就发生鼠疫病患者 22 人，都不治而亡。

同年 10 月 22 日，在石井四郎亲自指挥下，又在宁波县上空撤下麦子、棉花等物。一星期后，该地发现了第一个鼠疫患者，接着陆续发生了鼠疫病，有 99 人染患，其中仅有 2 人被治愈。

1940 年 11 月 26 日、27 日，两架日机两次侵入金华县上空，在空中撒布白色烟雾状、落地后就成蛋黄色小颗粒井遇水即溶化的鼠疫菌。此后，在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兰溪等县都有鼠疫蔓延。被传染鼠疫病的东阳县有 94

人，死亡 92 人；义乌县有 308 人，死亡 257 人；兰溪县有 36 人，死亡 12 人。

731 部队远征队的这次行动持续了将近 5 个月，给宁波带来了鼠疫隐患。据《新华日报》刊载肖凡写的题为《一个江南目击者的控诉》一文，这位目击者说：“1940 年下半年，我离开浙东宁波地区到金华，当时，宁波由于日军飞机投掷鼠疫跳蚤而突然地发生了鼠疫，并很快地蔓延开来。到后来，鼠疫严重的地区只好被封锁，不准与外边接触。有的地区就纵火焚烧，房屋、东西被烧毁，人畜全部被活活地烧死，其惨状难以形容，且损失十分巨大。然而，鼠疫并没因此而扑灭，疫情四处蔓延至附近地区，医院都人满为患，一直闹了很久。”

在常德、温州等地使用细菌武器。1941 年春，731 部队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要破坏中国军队占领的重要枢纽常德城以及沿铁路交通线地区的一项命令，又派出第二批远征队。它由第二部队长太田洽大佐带领，开始为 40 多人，后增加到 100 多人。其中，有 30 名细菌学专家。这个远征队在常德一带空中撤布染有鼠疫的跳蚤，引起该地区鼠疫的发生，死于鼠疫的有 400 多人。同年 4 月 21 日，日军又在新登县上空投下白色絮状物。是年春，细菌灾难还遍及浙南。在温州，鼠疫像一阵阴风似地卷走了无数中国百姓的生命。西门一带是瘟疫流行得最厉害的地方，几乎每时都有人死亡，使整个温州城陷入极度的细菌恐怖之中。同年 11 月 4 日，一架日军飞机又在常德市区投下带有鼠疫杆菌的棉絮、破布、谷麦等物。8 天后发现了一个叫蔡桃儿的鼠疫患者，入院 36 小时后死亡。接着鼠疫便在该市区蔓延，还流行到

市郊及桃源、丰县等地，仅石公桥镇就有 80 多人因鼠疫传染至死，有的全家

死亡。同年 12 月 19 日，日机在诸暨县上空撒布大批沾有鼠疫菌的状似蜘蛛

网的东西和棉花等物。直至 1942 年 3 月，义乌县崇山村还发生鼠疫，日军派人把李翠凤家正在染病的媳妇拖到村外，剖开肚皮，挖出肝脏带去，检验他们施放细菌的效果。同时，还将该村的房屋烧掉了 72 间，使 160 户农民无家可归。年底的一天，该村农民王化章下山砍柴，在路旁看到一个垂死的病人，用手扶了他一下，回家后不久染上病，没过几天就和路旁那个病人一样满口流血而死。接着，鼠疫便在这个村蔓延。不到 3 个月的时间，这个 380 多户

人家的村子，因被传染鼠疫而死的就有 320 多人，全家死光的就有 30 户左右。

当时只有 8 岁的王兴富的父母、祖父、祖母、3 个弟弟和叔婶等人仅 10 天的时间就相继死去，只剩下他一个孤儿。

浙赣行动。1942 年 4 月，日本大本营命令侵略中国上海的第 13 军

团和侵略武汉的第 11 军团组织浙赣战役，东西夹击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打

通浙赣铁路。战役从 5 月 15 日展开，日军先后占领了金华、衢州、玉山、广

丰、丽水等地，完成打通浙赣铁路计划后，在其沿线驻屯约 2 个月，大肆进行破坏，并在一些地方施放细菌。9 月中旬，“远征队”返回上海，派出一支“阴谋破坏班”，在南京两座战俘营里，用注射器把伤寒和副伤寒病菌注入特制的烧饼中，由翻译春日中一分发给 3000 名中国战俘，在他们吃下后予以释放，使这种传染病广为流行。

组织“阴谋破坏班”。731 部队进行细菌战行动，除大规模地派出“远征队”外，还多次组织“阴谋破坏班”，散布细菌，残害中国人民。阴谋破坏班散布细菌的手段和方法多种多样，有的经过伪装后，身背鸽子笼，深夜潜入中国村汪，把笼子里装的附着染有鼠疫菌的跳蚤的老鼠放出，跳蚤就爬到当地的鼠类或人身上，经过不长的时间就可能发生鼠疫；有的把细菌装在试管里，扔在人们常去的地方；或者把掺有细菌的食品送给中国的孩子。后面的几种方法传染霍乱、伤寒和副伤寒病最有效。1940 年在吉林省农安县城发生的鼠疫，就是 731 部队“阴谋破坏班”造成的。这年 6 月 12 日，农安

城西曹家铺屯，来了 4 个鱼贩子，其中有 2 个人因误入日军人为制造的疫区，被染有鼠疫的跳蚤咬后而发病。他们到县城李魁芳诊所治疗无效，不久即死去。与此同时，李魁芳和他家的保姆、弟妻及附近邻居也都染病而死。于是，鼠疫在整个农安县城开始流行，鼠疫患者 353 人，其中死亡和被杀害的 295 人。

1942 年冬，731 部队的人员，又化装潜入吉林省农安县城，在人们毫无

察觉的情况下，撒布带有鼠疫菌的跳蚤，导致鼠疫流行，大批人死亡。731 部队佯装防疫保护，把农安县城上千户人家烧掉了一大半。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各地不时地发生鼠疫、伤寒、霍乱、赤痢等传染病，这大都和 731 部队及其它日军“特种部队”进行的阴谋破坏有关。

在 731 部队驻地平房附近，就先后多次发生传染病。如在 1940 年 7 月，在新五屯就曾发生霍乱传染病。731 部队把培殖细菌所使用过的水排放到沟里，有人还看到日本人把瓶装的溶液倒进沟里，这些染菌的污水顺流而下。当时，从正黄旗五屯被迫迁到这里来的居民，无钱打水井，只好到沟里提水饮用。霍乱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除 731 部队以外，日本帝国主义的其它“特种部队”也在中国各地施放

过细菌，进行细菌破坏活动。他们为了破坏华北一带抗日根据地，1941 年 6 月，在晋绥边区扫荡结束后，借撤退之机，在曲河县巡镇一带撒布鼠疫菌，使许多人吐血、便血，短期内即死亡。据新华社在 50 年代的揭露，日寇在侵略中国期间，曾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新乡、滑县、浚县，晋绥边区的曲河、保德、兴县、岚县等地，撒布鼠疫伤寒等病菌，还在新乡发现日本飞机投放伤寒菌的装置。1942 年，晋绥边区卫生机关在曲河、保德一带发现鼠疫患者，死有数十人。据统计，8 年抗战中，边区患传染病的人数约 1200 万。

由上可见，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生物战的最大受害国。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使用细菌武器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所经受的巨大磨难。因此，中国人民及其政府一贯反对生物战。1984 年中国政府参加签署了 1971 年 12 月 16 日联合国大会制定和通过的《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贮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然而，一些国家出于反动政治目的和统治阶级利益需要，战后依然大量研制和在一些局部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如美国在 70—80 年代，每年用于生物武器的研制费都在千万美元以上，它在朝鲜、越南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

60 至 70 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的进步，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等新技术相继出现，微生物的致病力、对外界的耐受力和对各种药物的抵抗力都得到了增强，甚至还可能大量产生用传统的方法所无法大量产生的致病微生物，从而使潜在的生物战剂和毒素战剂的种类大大增多。当前，生物战剂施放的媒介，已从昆虫、动物以及污染的食物和水，发

展到以气溶胶为主。这种气溶胶，是生物战剂的固体或液体微粒分散在空气中所形成的悬浮体，它无色无味，肉眼看不见。具有渗透力强、覆盖面积广和多途径侵入人体等特点。

现代条件下，由于生物工程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人们可以利用重新组织遗传基因、细胞融合、细胞培养和生物反应等生物技术手段，创造一种新的生物战剂——基因武器。位于美国的马里兰州的美军医学研究院，就是一个基因武器研究中心。在那里，已经完成了在大肠杆菌中接入炭疽病菌基因，在普通的酿酒菌中接入裂各热病的细菌基因。这两项都可直接用于实战，外国的生物家们指出：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武器中，基因武器是一种成本最低而杀伤力最大的武器，如花五千万美元建立一个基因武器库，其杀伤威力远远超过以同样的资金所建立的核武器库。假如将一种超级斑疹伤寒细菌的基因武器投入敌人一大水系，这种病菌即顺流而下，足可以使这里的人民失去战斗能力。外国生物学家的种种预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未来战争中生物战的基本轮廊。因此，未来的生物战将是更加惨无人道的。世界各国应当共

同努力，坚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