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军化学战的准备

日本为了称霸亚洲,发动新的战争,掌握迅速制胜的“秘决”,决心尽快研制和掌握化学武器。

1918 年 5 月,月本陆军省在其兵器局设立了临时毒气委员会,聘请 22 名委员研究毒剂生产、使用和化学战训练等有关问题。1919 年 4 月,日本陆军成立陆军技术本部,下设陆军科学研究所,该所的第 2 科负责化学战研究。

1924 年,陆军久村种树中佐到欧洲考察欧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具体情况回国,在向陆军首脑汇报中强调:“在未来的战争中取胜的秘诀之一是科学性的奇袭⋯⋯制造毒气是紧急任务。”此后,日本加速了化学武器的研制与发展。1925 年,将陆军科学研究所的第 2 科升级为第 3 部,人员扩大到百余

人,研制出二苯基乙二酮、法国芥子气、光气等 3 种毒剂,并于当年进行了第一次野外试验。

1927 年,日本由毒剂研究阶段转入毒剂生产阶段。陆军于当年 11 月,

在离广岛县忠海郡 3 公里的濑户内海的无人岛——大久野岛上建造了毒剂工

厂。该厂被称为陆军兵器制造所,有职工 80 人,生产毒剂并制造毒剂炮弹。海军在神奈川县寒川相模兵工厂制造毒剂。空军向陆军采购光气和氯化苦。日本的防毒面具和其它防护器材大部向工业界采购。

1930 年,日本开始用第 7 飞行联队 87 式重轰炸机进行空投毒剂弹试验。

同年 10 月,发生了日军在台湾空投毒剂的事件。10 月 27 日,日本为镇压我国台湾雾社地区的高山族起义,由空军使用催泪剂炸弹,配合警察和地面部队镇压了这次起义。当时台湾总督府的电文中有“向山谷集中发射绿弹 100 发”的记载。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进一步加速了化学战研究的步伐,研究机构发展为陆军军械部第 6 技术研究所,设在东京淀桥。到 1945 年,已有

约 100 名军职研究人员和 600 名保障人员(《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兴起》,第

181 页)。1938 年 8 月,该所在中国东北成立了一个派出机构,即齐齐哈尔

研究所,也称关东军化学部第 516 部队。该所负责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试

验和训练。它还和关东军第 731 部队(细菌战部队)合作进行毒剂的活体试

验。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是在哈尔滨平房第 731 部队本部西北 4 公里的毒气实验室进行的。用被俘或被逮捕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进行芥子气、氢氰酸、一氧化碳等毒剂毒害作用的试验。平均每天使 4—5 个活人试

验致死,据说共进行 50 多次(日本·森川城—《魔鬼的乐园》第三部,第

56—62 页)。第 6 研究所还与东北大学、东京大学和北海道、大阪、名古屋的高等技术院校的化学家、毒理学家签订了研究合同,利用中国东北、日本本土和台湾的几个武器试验场进行化学武器的野外试验。如 1940 年 9 月,日本关东军炮兵部队,化学部队、731 部队在中国东北牡丹江地区举行的对苏作战演习中发射了黄弹(糜烂性毒剂炮弹)9800 发,对 21 名中国人进行了活体试验。同年 11 月,关东军化学部在呼伦贝尔平原用飞机投掷 50 千克机

载茶弹(氢氰酸炸弹),共施放氢氰酸 30 吨(日本,吉见义明“侵略日军的

毒气战”,载于《日本问题资料》1987 年第 9 期)。同年 5 月,关东军化学

部练习队在海拉尔机场以北布洒糜烂性毒剂 100 千克进行试验。1944 年 8

月,在富拉尔基试验布毒车布毒,布洒芥子气 100 千克。1940 年 9 月 14 日,

日军第 39 师团在湖北当阳附近进行毒剂弹和爆炸弹效能对比试验,发射芥子

气毒剂弹、二苯氰胂毒剂弹与爆炸弹各 152 发,用 145 名战俘及部分动物作

活靶进行试验等等。据统计,日本进行毒气试验,共造成 3000 多名中国人中毒致死。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毒剂生产能力迅速增长。1937 年 4 月,在福冈县企救郡建立了曾根兵工厂,它是把大久野岛毒剂工厂生产的毒剂装填在炮弹里的专业装填厂。此后,在广岛市出汐町的广岛兵工厂也负责装填毒剂弹药。日本侵略者还在中国的沈阳、太原、济南、宜昌、汉口、南京、广州等地设立规模不等的毒剂装填或制造厂。大久野岛的毒剂工厂不断扩大,职工由建厂时的 80 余人增加到 2045 人,该厂成为毒剂生产的基地,被称为“毒气岛”。

到 1940 年,该厂已能生产 9 种毒剂,月产量多在百吨以上。据统计,日本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贮备毒剂 7375 吨。其中芥子气 3610 吨,路易氏气

1381 吨,二苯氰胂 1957 吨,氢氰酸 255 吨,苯氯乙酮 172 吨。如连同光气

1080 吨,氯化苦 1000 吨一起计算,则共有毒剂 9455 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兴起》,第 39、40、41、53 页)。

编组与训练化学战部队和军官。日军在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同时,还着手化学战军官的培养和化学战部队的编组与训练。1927 年,陆军科学研究所拟定了化学战勤务编制。1932 年 8 月,在东京以东 35 公里的干叶县津田町开办了陆军习志野学校,校长为山崎少将。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训练化学战军官、士官的学校,训练时间 3—6 个月。“七·七”事变后,为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增设了 1—2 个月的短期训练班。1941 年,又把练习队扩大为教导联队。据记载,该校开办后共培训了 1 万多人,这些人成为侵华战争中推行化学战的骨干。

编制形式繁多的日军化学战部队。据中国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第二厅调查,日军在战区设有化学部(包括野战化学实验部)及野战毒气队本部。陆军军编有野战毒气队,它由若干个迫击炮大队和若干个毒气中队编成。陆军师团分别编有特种毒气大队或独立毒气大队、毒气大队、毒气中队、制毒队等不同形式的化学战部队。特种毒气大队装备毒剂抛射炮、布毒器;毒气大队装备化学器材运输车,配备山地作战的化学攻击器材;独立毒气大队装备毒剂抛射炮、布毒车、消毒车等。在中国战场上,最常见的是师团、联队战时编成的临时毒气大队和中队,配备大量的毒剂筒(日军代号为红筒、绿筒), 配合步兵作战。此外,日本陆军编有 5—10 个毒气联队。每联队辖有毒气迫

击炮大队(150 毫米迫击炮 24 门),毒气吹放大队(30 千克毒剂钢瓶 120 具),毒剂抛射炮大队(160 毫米抛射炮 24 门),以及毒气工兵大队(含布毒、喷火、消毒等 3 个中队)。毒气联队以集中使用为主,也可分散使用。在中国战场常见的是毒气迫击炮大队。日本陆、海、空军部队都编有大量化学战勤务人员。在 1941 年第 5 号动员编制中,师团编有化学军官、军士和士兵。这些人员在编制上属“瓦斯特业”,都要接受“瓦斯特业教育”。其中每个步兵小队(徘)有化学兵 2 人;中队(连)有化学兵下士 1 人,化学兵

7 人,共 8 人;每个大队(营)有 6 个中队(含机枪及炮兵中队)化学兵官

兵共 48 人;大队本部有化学军官 1 人、下士 1 人、化学兵 2 人,全大队化学

兵官兵共 52 人。另外,迫击炮大队、工兵队、辎重队各编 28 人,通信队 20

人,2 个旅团司令部 48 人,师团司令部 6 人,师团合计有化学兵 534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