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北极行动”

这是纳粹德国在荷兰的反间谍机构头子 H.J.吉斯克司写的一个回忆录。

1943 年 12 月，同盟国有一个精心策划的间谍网和一个拥有大约 1500 名

（或者他们相信是这样）破坏者的地下组织，在被德国占领的荷兰活动。但实际上，那个向伦敦发回报告的“地下”电台由德国的操作人员工作了近两年之久。英、荷特工机关通过近两百次空投送到荷兰来的特工人员和大量的武器炸药，均在降落时受到了德国“接收委员会”的接待。54 名伦敦训练出来的秘密间谍人员被投入监狱，而德国反间谍机构却编造这些英国间谍仍在进行活动的神话故事向英国报告。这是在整个这场“秘密战争”中使同盟国落入圈套的一个最大的骗局。

作为德国秘密军事情报机关的一名少校，我奉命于 1941 年秋天到海牙去指挥在荷兰的军事反间谍活动。那时，已盛行着同伦敦有地下无线电联系的传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发现敌方的间谍人员，并挫败他们在德国前线的后方进行战争破坏的计划。

我们首次真正的突破是在 11 月的末尾。我们中间的一个伪装的、钻进了荷兰地下组织的人员报告说，两个英国间谍正要在海牙组织一个新的间谍网。1942 年 1 月，这个报告得到了证实，我们电讯截获机构的海因里奇中尉收听到了一个新的电台广播，使用 PLS 呼号，是从海牙发播的。

我们经常监听 PLS 电台，注意着它播送技术的细节。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消灭这个电台装置，而是要“来一个回马枪”，那就是由我们自己来操纵它，伪装成同盟国的间谍。这可以使我们探悉敌人特工活动的内情。

到了 3 月 6 日，我们探测方位仪表上的指针指明了 PLS 电台的位置，当天晚上，我们就抓到了它的操作者。他是一个英国人，名叫 H.M.G.劳威尔斯。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包围了这个间谍集团的所有的同伙，这样，我们没有留下什么可能危害执行“回马枪”计划的破绽。

利用了在查抄时所缴获的密码材料和我们潜伏人员的情报，我们很快地破了劳威尔斯的密电码。但是劳威尔斯拒绝通过电台为我们向伦敦发送假的电讯；由于时机不成熟，我们也不乐于由自己来播发电讯。

3 月里的第三个星期天，我跑到劳威尔斯那里，告诉他，为了他自己和他的同伴西基斯免于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可以独自帮助我完成一项计划。我说只要他发出在他被捕当天未能发出的 3 则电讯就行了。

劳威尔斯似有所动，但仍沉默地坐着。 “作为一个士兵，我对你的勇敢和忠于职守表示尊敬”，我说。“但我

憎恶伦敦给予你的工作，因为这牵涉到武装起平民百姓而从背后向我们打枪的问题。任何占领军都要用抓到人质的办法来粉碎这类计划。我将使用我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制止把武器散发给这个国家的狂热之徒，因为他们使用武器只可能意味着对荷兰百姓的一场血洗。”

他望着我的眼睛。

劳威尔斯发出了这 3 则电讯，然后接到了对于以前报告的几则回电。当然，海因里奇安排了他的一个人员收听发电，他的手按在一个干扰性的键盘上以防万一劳威尔斯背叛我们。但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

（编者原注：战后据劳威尔斯称，伦敦曾指示他在发出每一则电讯时，

每到第 16 个字时故意制造一个错误；如果没有这种“身份核查”，那就表示他已落入敌人之手。他向敌人隐瞒了这一手，因此在为德国人发出的每一项电讯中间，他插进了明确无误的警告。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伦敦方面竟忽视了这些警告。）

这就是我们命名为“北极行动”的开端。

这种与伦敦的无线电联系能维持多久呢？如果其中夹有验证发报者真伪的密码信号而我们却毫无所知，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发报时就真相大白了。第二次，我们便从空中收到伦敦方面发出的紧急要求，即：要为大量搞

破坏所需物资和一个新的间谍人员准备一个降落地点。这个消息使劳威尔斯颇为苦恼。他说他不愿再操作 PLS 了；他不能为让同伴落入我们手中承担责任。

“我们能抓到这个人，”我说，“不管你是否合作。如果你继续为我们操作这个电台，那么，我希望能从最高当局获得一项指令，保证每一个被俘的间谍人员不被处死。考虑考虑你的决定吧。”劳威尔斯回到了电台的键盘旁边。

第一次降落的信号是在 3 月 27 日出现的。那天夜晚 11 时，一小排汽车，

开着幽暗的小灯，停靠在阵落地区附近的小树林边，那里有 3 个人带着强光度的手电筒守候在一个大三角形地带。英国人是不是已经发现我们的这个把戏了呢？他们是不是正在策划对我们的灯火通明的三角形地带投下一束炸弹，用炸药把这片地方变成荒原呢？

最后，我们听到了飞机引擎的嗡嗡声，一架飞机在我们头顶一扫而过，飞行高度绝不超过 600 英尺。突然，正好在我们头顶的上空，随着飞机而出现了几个黑色的斑点。4 个笨重的大箱子，装在降落伞上，降落地面，发出沉重的撞击声。第 5 个降落伞载着一个间谍。这架双引擎的轰炸机重新升向高空，闪烁着它的导航灯向我们致意，然后消失在太空之中。海因里奇和我默默地握手致贺。

紧接着空降之后，我们立即电告伦敦，他们空投的间谍太平无事，绝对安全。这样，有几个星期之久的沉寂间歇。看来这是一个恶兆，因为我们有证据证明英、荷特工机构正在没有我们的帮助下进行着他们的活动。不仅如此，如在乌塔拉赫特地区，我们还收听到一个新的发报台。4 月里，在荷尔顿附近发现了一具降落者的尸体，头盖骨被砸得粉碎，他着陆时撞在一个石头水槽上。我开始对我们在 PLS 电台玩弄的“回马枪”计划感到不安。伦敦方面是不是已经怀疑其中有诈？

当然，如果不是现在就能遇到难得的机会，使伦敦控制英、荷秘密机构的所有渠道统统落入我们的手中，我们的初次成功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在我们毫无所知的情况下，3 对间谍，每一对都带了 1 副电台装置，降落下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在这些空降中，有 1 个电台的操作者马尔顿被

杀害了（在石槽旁发现的就是他的尸体），而且只有 1 架电台在着陆时没有损毁。所以，这些间谍串连了起来，通过这架唯一的电台发出报告，它的代号叫作“啦叭”。当伦敦指示 PLS 同“啦叭”的间谍人员之一进行接触时，这个间谍网整个地暴露无遗了。

“啦叭”间谍网落入我们之手，使我们掌握了它的全部信号计划和密码材料。我们利用它开辟了同伦敦联系的第二个“北极”链环，并且向伦敦建议为这个集团准备一个新的降落地点。大约两星期之后，我们在那里接收了

第一批空降。

同时，已死去的发报员马尔顿的信号计划，在他的组员安德林戛那里找到了。我们通过“啦叭”向伦敦报告说，安德林戛从地下组织那里发现一个可靠的发报员，他能够使用马尔顿的修复了的电台装置，执行马尔顿的信号计划。伦敦给这个新的伙伴发了一次考察性的电报。这个德国的发报员接受了这次考察，立即被批准了。这样，我们与伦敦建立了第三个链环。

大概是在 5 月中旬，海因里奇报告说，他怀疑劳威尔斯在他的上一次发电之后又附加发出一些字母。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查对一下伦敦方面是否起了疑心。明显地，他们并没有任何怀疑。尽管如此，我们终止了劳威尔斯的发报，并且向伦敦建议由“后备”发报员来替代。出乎意料的是，这也被批准了。

由于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更多的来自伦敦的间谍人员被捕，我们的人从一开始就操纵了他们的发报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冒着这样的危险，那就是伦敦方面可能在一个间谍人员被派遣以前就录下了他的发报“特征”。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从来也没有进行过审慎的比较研究。在不同的时间里，我们与伦敦联系的无线电链环共达 14 个之多，操作人员只有 6 个德国人！

从 6 月份起，这种电台发报简直不可置信地增加了。空投像输送带运转那样，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伦敦决定通过现存的联络渠道，派遣所有未来的间谍人员并输送物资，这实在是我们的敌人所犯的戏剧性的错误。只要有一个控制小组“盲目”飞行，随意空投下来，并且瞒过了我们，就会揭穿“北极行动”的计谋。

7 月，伦敦委派给 RLS 小组一个重要的特别任务，派侦察人员了解是否有可能炸掉那个被德国舰队司令用来同德国在大西洋的潜艇进行电讯联络的科特威克电台的天线塔，西基斯将负责这个爆破小组。我派出一个侦察小组，然后向伦敦发电报告准确的情况，告诉伦敦说，炸毁这些天线塔并不存在什么困难。西基斯和他的人站在一边等候前进的命令。到命令传来的时候，我已想好了这个行动宣告“失败”的种种理由。

两天之后，PLs 向伦敦发了一则电讯：“科特威克的尝试失败了。我们的人跑进了地雷圈。5 个人失踪。西基斯和其余的人安全，其中包括两名受伤者。”第二天，又发出一报：“5 个失踪人员中的两名业已回来。其他 3 人在这次行动中被杀。敌人已在科特威克及其它电台加强了警卫。”

伦敦来了回电：“所遭伤亡，极表哀痛。敌防卫方法新颖，且难预见。务需最大警惕。盼续报新情况。”

我在荷兰报纸上有意发表一篇文章提及这件事。文章叙述犯罪分子曾企图炸毁一座无线电台。被缴获的破坏物资证明是得到敌人支援的。我希望伦敦方面我的对手能通过中立国看到这份报道。两星期之后，伦敦果然为破坏科特威克电台的图谋向 PLS 发来了一份贺电。

“北极行动”从 1942 年 6 月直到 1943 年春天之间的决定性阶段，牵涉到英荷“马罗行动”。“马罗行动”的领导人是一个名叫蒋布罗斯的间谍。当“地下组织代表们”欢迎他而我们没有逮捕他之前，我们就知道了他的任务是要与荷兰地下组织的领袖们取得联系，帮助他们组织 16 个破坏和抵抗集

团，每个集团约有 100 个人。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荷兰组织的领袖们是谁，所以我们告诉伦敦说，在这

个组织的上层领导中已出现了败坏的苗头，它的领导已被德国情报人员所渗透。我们建议蒋布罗斯同其他更加可靠的组织领导人取得联系。

“马罗组织”的虚假建制，始于 1942 年 8 月，16 个集团都取得了这样

显著的进展，以致 11 月间伦敦方面通过我们之手，派遣了 17 个间谍，其中

有 5 个是电台操作人贝，他们都有自己的电台装置和频率。当我们发电报告

说，大约有 1500 人现正在进行训练，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数目的人员自然急需像衣服、鞋袜、烟、茶等物资。所以我们要求供应，而一夜之间，我们就收到了总共 5 吨重的物资。

从 1943 年的 1 月到 4 月，又有 17 名间谍彼空投下来，落入我们手中，

其中包括 7 名电台操作者及其独立的电台链环。于是，我便面临着必须不断

向伦敦提供有关近 50 名间谍活动情报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把这种局面维持很

久，我们的 6 名电台操作人员不可能在这种困境下坚持下去。接着，我们得到伦敦方面的许可，“为了更大的安全的理由”，关闭掉一些“马罗行动” 中的发报台。

当一个真名琼格里，假名“阿里哀”的间谍空降下来的时候，我们总算是转危为安。他被逮捕时，声称他必须立即向伦敦发报：“快车按时出发”，以肯定他的安全抵达。这就使审讯员们陷入犹豫不决的境地、他是试图愚弄我们吗？

我去看琼格里。他不为所动，对我提出的问题仍然重复地回答说，他必须立即向伦敦发电：“快车按时出发”，否则伦敦将会认为他已落入德国人之手。最后，我佯装深信不疑的样子。看起来我好像在沉思，并且说我将发出他的电讯——然后，我突然举目，发现他眼神中出现了洋洋得意的一瞬。原来是这样，他在诈骗！

在下一轮正常发报时间内，我们发出了如下的电讯：“发生意外事故。阿里哀降落时重撞，失知觉，大夫断为严重脑震荡。”3 天之后，我们发电称：“阿里哀昨已短时恢复知觉。大夫盼病情好转。”下一天，又发电：” 阿里哀突然死亡。望胜利后厚葬之。”

我们很走运：伦敦方面只是采取了通常的警惕态度，就是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即它的在荷兰的全部电讯联络网和它的所有的间谍人员统统都落入了德国人手中。

这一事件发生以后，英、荷总部很快就强令我们把“马罗集团”的间谍首领蒋布罗斯送回伦敦进行磋商。我们还得为不让他走而寻找借口。主要借口是，进入西班牙的信使路线颇多艰险，不甚安全。我们不断报告并列举事实证明这个借口。我们报告说，一个间谍启程去法国，但从未到达，而且不知去向。于是伦敦要求得到关于在荷兰可以降落飞机的地点的确切情报，以便派机接走蒋布罗斯。我们回答说，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如果我们发现特殊飞行任务即将迫近降落时，我们就会突然宣布一个并不安全的指定地点。最后，我们所能采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报告在“鹿特丹的一次德国警察袭击”之后，蒋布罗斯失踪了。

为了补救这种形势，“高尔夫”间谍小组被空降到荷兰。它的目的是来准备一条经过比利时和法国到达西班牙和瑞士的信使路线和组织逃跑的路线。我们故意让“高尔夫”小组平安度过了大约 6 周时间，直到它打电报给伦敦说，一条直通巴黎的可靠路线已经建立，而信使是一个名叫“阿诺德” 的有经验的人。实际上阿诺德是我们的下士阿诺，伪装成法国难民，他过去

曾同地下组织有过联系，并且曾有效地渗入了敌人的信使路线。

为了“检验”“高尔夫”逃跑途径的“可靠性”，我们派遣了两名潜伏在荷兰的英国空军军官。3 星期之后，伦敦证实这两名军官安全抵达。通过这个事，“高尔夫”和阿诺德取得了伦敦的信任，于是我们从伦敦方面得到了有关在巴黎的英国特工组织的 3 个工作站的详情。这 3 个工作站，正为安排新的逃跑路线而努力。德国反间谍机构对这些工作站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原则，获取情报——我们已收集相当多——比消灭更有价值。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高尔夫”确实为同盟国进行了一定的效劳。许多在荷兰和比利时被击落下来的飞行人员，经过一条冒险的秘密途径被护送到西班牙，而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在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卯翼之下进行的。我们不断地报告这种启程情况，并提供姓名和军阶。只要这些人一抵达英国，我们就达到了目的，那就是提高了“高尔夫”的信誉，而又不损害我们的“北极行动”。

1943 年 8 月下旬，被我们囚禁在哈伦监狱里的 50 名间谍中的两名人员厄宾克和杜莱因，忽然越狱失踪了。我深信不疑，这些勇敢和坚毅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设法返回英国。如果他们得逞，那么，他们就会暴露我们的反间谍行动。

12 月的头 10 天里，伦敦的电讯突然变得黯然无色。厄宾克和杜莱因显然已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样，伦敦就会试图愚弄我们。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大骗局的真相被戳穿了，但我们却不露声色，而仍然正常地向伦敦发报。只是从伦敦发来的电报已变得越来越琐碎而没有价值了。

1944 年 3 月，我向柏林建议，我们该用最后一份电报来结束“北极”电台行动的愚弄把戏了。我们给那些我们所熟知的可能是英、荷特工机构的头头们发出如下的一份电报：

伦敦，宾亨、勃伦特同伙诸公：我们理解到你们力图在无需我们的帮助下在荷兰干一番事业。我们对此深表遗憾，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充当你们的唯一代表达如此之久，并彼此均感到满意。然而，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想要来大陆访问我们，不论其规模多大，我们都将一如既往，给予你们的特使们以同样的关切和同样热情的欢迎。

4 月 1 日（此日是西方的“愚人节”），通过 10 条无线电渠道同时向伦敦发出了这一措辞坦率的电文。发电的日子看来是特别适宜的。“北极行动” 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德、日、意法西斯的灭亡而宣告结束，它们的一些间谍机构也有许多被破获。忧而，由于间谍组织的隐蔽性，决定了战胜国并不能完全取缔战败国间谍组织，消灭战败国间谍人员。因此，二战中的战败国在战后的一个时期曾继续发展间谍组织，培训间谍人员，并以各种途径和方式，向有关国家派送间谍，展开各种各样的间谍活动。那些具有侵略扩张图谋的国家，则更加重视开展间谍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前苏联克格勃等组织，有间谍数万人。外交使团的馆舍、官邪成了他们本国“领土”的延伸，成为外交活动中“公开意义活动”的中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运用，间谍器材和手段也越来越先进，除了各种各样的无线电、窃听器等之外，电脑间谍、苍蝇间谍等也应运而生。可以预见，随着高技术战争

的降临，间谍战也将以更新的面貌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