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印刷铺子的案件

这是一位美国人写的在二战中美国情报部门搜捕德国安插在美国的间谍的一个典型事例。

1940 年初，盖世太保看中了一个名叫威廉·塞博尔德的美籍德国人，他正在探望他在德国的亲人。在上一次大战中，他曾经是德国的一名机关枪手。纳粹分子窃取了他的护照，并明确告诉他，除非参加他们的组织，否则他就休想获准离开德国，塞博尔德最后同意了。他被送到汉堡去接受盖世太保培养间谍的严格训练。直到那时，他才知道纳粹想要他做些什么。他将返回美国去设立一个短波电台，也就是搞一个情报站，主要是弄清关于英国舰只调动、美国重整军备的情况以及德国最高统帅部感兴趣的其他问题。

但是，塞博尔德是一个美国人，而不是纳粹分子。他成了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他按照指示，在中央港、长岛中港地方一栋安静的房子里安装了一部无线电发报机，但它是由联邦调查局人员操纵的。足有一年以上的时间，他们使用由塞博尔德带回的精制密电码，同靠近汉堡的盖世太保电台每天都保持着联系。

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给德国最高统帅部送去了可信的但实际上是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毫无意义的情报，而他们却一清二楚地掌握了纳粹在当地的间谍组织。凡是到塞博尔德办事处来的纳粹分子，都被设置在隔壁房间里的一架隐蔽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镜头。他们的谈话也都被偷录了下来。最后，在 1941

年 6 月一次戏剧性的突然行动中，纳粹间谍系统的 33 名男女骨干分子令部落网就擒。

搜捕间谍，不论哪个优秀侦察人员，都不仅需要必须具备的经验、勇气和无限的耐心，而且还要有了解外国民族的渊博的知识。如了解他们的语音、他们的心理和特征。最重要的还有，反特人员必须具备一种特别的本领，那就是能够从向他提供情报的诚实的公民中，排除一些证据不足的告密者。随着人们反对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情绪的高涨，无数邮件、电话和访问者如洪水般地涌向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以及其他机构。

琼斯先生打来电话说，在他的柱所对面有一家意大利人经营的酒店。虽然附近并无意大利人居住，但在这家酒店的后边屋子里经常聚集着一群意大利人。他们常常使用电话，行动鬼秘，通常在通向二层楼的隐蔽的楼梯处消失了踪影。有一两次，他曾听到留声机在放法西斯党歌的唱片。

奥布赖恩夫人在一个大办公楼做清洁工作。她从晚上 9 时工作到早晨 5 时。街道对面有一个阁楼，里面是一所印刷车间。那里的人总是紧闭百叶窗，在深夜干活。一天夜里，从一扇敞开着的窗户内冲出来的穿堂风不断地吹动着遮光的窗帘，她往里看去，那些人很像是德国人。在他们收工以前，他们把废纸筐都清理空了，把废纸堆起来，放进大炉子里烧掉，她过去曾在电影里看到过间谍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她决定把这一切报告联邦调查局。

史密斯夫人写信给联邦调查局说，她的邻居德国人舒尔茨先生，老是带着一架照相机在乡间漫步。在她家附近，有一条城市的水沟和两座重要的桥梁。人们曾看到舒尔茨先生把它们拍进照片。

当地办事处还收到许多其他情报，当然，不可避免地也包括了一个或更多的易于激动的女士们提供的情报，她们曾看到过从房屋顶上向港口的德国潜水艇发出神秘的信号等等。但是，前面提到的 3 个事例，看来是最值得侦

察的。

爱好摄影的舒尔茨先生是通过在这个国家里对所有外国和本国可疑分子有关情报的大量搜集而被检举出来的，这是联邦调查局最重要的反间谍武器之一。埃里克·舒尔茨是一个来自维也纳的难民。他并没有什么问题。但确实有过许多冒充的难民，身上带着被盖世太保拘留过的纪录和证明，甚至他们的身上还有被鞭打的累累伤痕。反特人员征求了当地警察局、邮差以及舒尔茨经常去冲洗胶卷的那个店铺主人的意见，最后同舒尔茨本人见了面。那个反特人员证实舒尔茨是一个无辜的老年人，爱拍摄各种花卉。

小酒店的老板贝尼托·里科先生，被证明并不是那么无辜的。他曾一度被捕，因为参加了罪行严重的袭击，但被一个行为可疑的法官所释放。他曾参加过纽约的法西斯组织，回到过意大利，并在那里获得过一枚法西斯勋章。关于他最后的活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并没有纪录。反特人员每夜都到里科先生的酒店去小饮一杯，或者吃点什么，他发现里科邻居的报告是基本正确的。周围总是有些可疑的意大利人在活动，在这个地点不难发现搞阴谋活动的蛛丝马迹。反间谍活动的负责人发出了“密切监视”的命令。

根据法院的指令，电话公司派人在里科酒店的电话线上接了一根直通联邦调查局窃听站的线路。每当里科的电话使用时，窃听站就亮起了闪光，一个反特人员就用录音机把电话中的对话全部录了下来。这个对话的录音不会在法庭上被当作证据，但它可以使一个罪犯感到惊恐而招认。

与此同时，在靠近里科酒店的地方经常停留着一辆坐着两个人的汽车。如果里科或者他的一个朋友乘车离去，联邦调查局人员就立即开车追踪；如果他是步行的，那么一个反特人员也只得步行尾随。可是这种尾随是棘手的。“尾随跟踪”，是这类活动中最恼火的差使，最令人厌烦，也是最困难的。这绝不是逢场作戏的人所干得了的。训练有素的间谍善于发现他是不是被跟踪了。比如，他在地下铁道跳上了一辆车，正当车门要关上的时候，他又忽然跨回到平台上。如果有哪一个人也照着这样做，那他就可以断定有人在盯梢。

在一个办公大楼里，这个疑心被人盯梢的可疑分子登上了电梯，到他想去的任何一层楼。于是，他站在那层楼的住客房间号码示意图跟前，明显地是想要弄清楚，他该去哪一个房间。当这个可疑分子正在沉思犹豫的时候，那个跟踪的影子也就设法躲开。可疑分子一会儿按“上”字，一会儿又按“下” 字电钮，并且很快地冲进先到的一架电梯内。如果有另一个人就近也一跃而登上电梯，那么，他就会施出最后的一招，那就是走进有几个出口的公共厕所。

经过几个月对里科的追踪调查，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得出结论：这个意大利人并没有图谋不轨的行为。他的电话谈话，他的朋友以及他的朋友的朋友，看来同意大利的间谍没有什么联系。并且还说明里科对于“领袖”已经厌烦透了。他召开集会，只是鼓励他的伙伴们把钱花在里科的酒店里。这就是关于这件事的全部始未。意大利间谍机关很可能去接近他，那时他就变得危险了。所以，里科还会受到不断的侦查。

在这同时，奥布赖恩夫人所报告的印刷车间却发展成为一个首要的案件。警察做了许多联邦调查局所需要的最艰巨的基本调查工作。根据调查揭示，它属于一个挪威老年人，是专门制作庆贺卡和商业广告用的折叠式印刷品的。他的雇员都是德国血统，但现已归入了美国籍。根据档案材料，那些

美国公民都历史清白。他的生意很不错，并且付清了一切税款。至于所窃听到的电话讯息，也没有问题，只是正当的谈话而已。那些被盯了梢的雇员们，也没发现有什么罪行，最多也不过是同他们的一些行为无害的朋友们经常光顾德国的啤酒店。但是，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还不能从他的脑子里抹掉这样一个事实，即奥布赖恩夫人曾看到过他们烧毁垃圾筐里的东西。军事情报机关也曾通知他，在他管辖的区域的某个地方，一所印刷工厂正在印制煽动性的传单，这些传单已被散发到军营里来。海军机关发现了伪造的通行证，破坏分子利用这些证件出入海军造船厂和兵工厂，而通行证上印刷的字体同传单上的印刷字体是同一类型的。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于是产生了一种预感。

这个阁楼建筑的管理人受到检查和监视，直到联邦调查局肯定他是可靠的，这才罢休。一个反特人员请他喝啤酒，他悄悄地告诉反特人员说，是的，那个印刷铺子确有许多古怪的事情。有一个人常睡在那里过夜，但除了前面的办公室之外，他们所不认识的任何人都不许进入内室。他们还有精致的照相设备。反特人员对于这些话并没有多大兴趣。可是，那个管理人最后说了一句：“他们还同军营干着一笔大买卖哩！”有一次，他正在装运室附近打扫，只听得里面说：“这是给迪克斯军营的，那是给麦克利伦军营的。”

这个汇报证实了反间谍负责人心中的疑团。这正在涉及一件特大的案件：这家铺子的头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纳粹分子，而这又能导致联邦调查局去搜捕另一些重要的纳粹分子。反特人员也知道，如果走错一步，就会打草惊蛇，使这个纳粹组织茫然消失在黑暗之中，而只有等待以后在别的什么地方再冒出头来。所以，联邦调查局十分谨慎从事。

在印刷铺子里，一个“电话检查员”把一个扩音器安装在电话铃的盒子里。电话上讲的每一个字都传到反特人员的耳机里去，那个反特人员就住在几层楼上面。邮政检查员检查每一封来往的信件。在大街对面的一幢楼上，有一个隐蔽得很好的反特人员带着有望远镜头的照相机注视着。那时总共大约有 20 个或更多一点的反特人员，参与了这件工作。

错误、失望常常是难免的，但却是令人痛心的。正当这家印刷铺子的老板刚要去会见他的纳粹上司时，他忽然耍了一个乘地铁的花招，反特人员只得“丢掉尾巴”。这也许又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再一次发生接触，但他们绝不会使用一个打草惊蛇的行动，以免影响整个案件的破获。

最后经营这家店铺的老板的同伙人终于被找到了。电话里安装的扩音器揭示了这些印刷工人确实是秘密的纳粹组织的成员，而且正是他们把颠覆性的传单送进军营。一个德国人办的卡车运输线把传单运出去以及在军营散发传单的方法等情况，是在反间谍组织同军事情报机构密切配合下发现的。这个一目了然的案子的全部证据，都收集齐备。在一个清晨，从联邦调查局当地办事处开出的一队汽车向各个方向驶去。对于所有这些要搜捕的人的住处都经过了仔细的研究，并设想了他们抗拒或者企图逃跑等情况。与此同时，军事情报机关在军营里也采取了打击行动。这样，除了未能迅速交付审判之外，那个印刷铺子的案件便到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