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拿中国人做细菌战试验

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南部的“平房屯”,从 30 年代起就驻进了一支侵华日

军的秘密部队——“满洲第 731 部队”。

1945 年 7 月底,这支平日里凶神恶煞般的日军特种部队,在中、美、苏等盟军大举反攻的形势下,一面纠集先遣人员,向通化转移,一方面全力以赴地清理文件、资料,然后不停地用马车、汽车运往锅炉房焚烧。从 8 月 10 日晚上开始,731 部队各班的院内也都成了火海,各班正在把自己保存的文件和仪器设备烧毁、捣碎。与此同时,西北方向的“四方楼”院内更是浓烟滚滚,散发出一股腥臭味。这里正在焚烧没来得及使用的 400 多人活人“实验材料”。为加快速度,日军用速效毒气和机枪扫射的办法将这些人害死, 然后把尸体拖入早已备好的大坑里,浇上汽油焚尸灭迹。由于尸体太多,加之日军逃跑心切,未等烧透就用土将尸体埋上了。可日军头目们觉得若不彻底灭迹,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于是,又下令把尸体再挖出来,进行第二次焚烧。许多尸体没有烧透,漫出土坑:一些烧得半生不熟的烂肉,还有到处是烧得糜烂的脏腑、仍像活人一样的眼球、烧剩下的半张脸,碎骨烂肉裹着血污,满地都是!场面令人恐怖,犹如入地狱一般。除此之外,被 731 部队抓来送迸普通监狱的中国人,也不能幸免,他们被注射氰酸化合物后,用袋子装起来投迸松花江。接下来,急于逃命的 731 部队开始破坏 10 多年来进行罪

恶活动的建筑物。大约是 8 月 11 日,开始放火烧毁“昆虫饲养舍”和“动物饲养舍”;在兵器班的大院内,百余辆福特牌大卡车和炮车被烈火吞噬着, 成箱的有毒子弹爆豆似地响着;东乡村的日军官兵楼舍、大礼堂、小学、“四方楼”、神社等也燃起了大火⋯⋯这就是 731 部队最后逃离哈尔滨时的情景!

731 部队的首要人物是石井四郎。此人曾在现京都大学读研究生,专门研究病理学和细菌学,并于 1927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28 年在东京陆军医院任军医。1930 年,他以日本武官身份被派往欧洲考察。当时欧洲对石井四郎的吸引力只有那里的生物武器研究情报。1932 年他回国后确信:生物武器是打赢一场战争的有效武器。他认为:它们一定是这样的武器,否则在日内瓦的各国代表们就不会为禁止这些武器时,遇到那么多的麻烦。他对生物武器的信服变成了酷爱。回国后他很快被晋升为“三等军医正”(少佐),并继续在陆军军医学校任“军阵防疫”教官。与此同时,他还利用在欧洲游历时获得的资料,证明细菌战的必要性,认为日本应该建立这种武器的试验中心。他说:制造生物武器既省钱、省料,又具有不可枯量的杀伤力,这对经济危机、钢铁缺乏的日本帝国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这时,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大陆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石井四郎与那些野蛮凶残、丧心病狂,置国际公法、人道主义于不顾的日本侵略军一拍即合。他得到了日本反动当局的赞赏和日本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永田铁山大佐、日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大佐等人的支持。已被升为少佐的石井四郎于 1932 年 8 月,在东京著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内成立了由他领导的细菌研究

室,对外则称“防疫研究室”。这样,他在防疫部的一处地下室里,在 5 名

助手的帮助下,开始了他以细菌战为目的的细菌研究及培殖活动。

1933 年 8 月,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

石井的研究所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它的细菌实验场设在 70 公里外的背荫

河。后将背荫河的 200 多户居民赶走,经一番修建改造,称“中马城”。有许多人被押进“中马城”。他们被秘密地押进地下室,分别绑在墙壁

的铁钩子上。这时,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军医走过来,不由分说,就用粗大的针管强行在他们的动脉血管上抽血。有的因抽血过多,身体衰弱,随后便被砍死或毒死。1933 年,远藤三郎再次来视察后,在日记中写道:“11 月 16 日,星期四,晴朗。午前 8 点半,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一起视察试验情况⋯⋯,按第一班担当毒气、毒液试验和第二班担当电气试验的分工,分别各用两名‘共匪’进行试验。使用炭酰氯在毒气室经过 5 分钟的试验,引起

严重肺炎者,迄至昨日依然生存;而被注射 15 毫克氰酸化合物者,约 20 分

钟后即失去知觉;用 2 万伏高压电流进行多次试验者,仍未致死,最后注射

毒液始将其杀死;第二人,通过以 5 千伏高压电流反复试验,并未致死,最后连续通电数分种,始将其烧死。”

在一次越狱事件后,幸存的王子扬等 12 人投奔抗联,揭露了“中马城” 的罪恶。石井四郎感到选址在背荫河失策,在此之后,该城又不断遭到抗联的袭击。于是,石井经向日本军队参谋本部提出申请后,将细菌实验基地转移到哈尔滨市南 20 公里处的平房屯。1938 年 6 月,石井部队的人员和设备

移驻在这里。6 月 30 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第 1539 号命令:平房石井部队房屋(围墙以内),均指定为特别军事建筑物,其周围设立“无人区”。平房特别军事区的面积大约有 120 平方公里。石并部队本部正式迁到平房

后,它的对外“加茂部队”名称改为”东乡部队”,秘密番号为“满洲第 659

部队”。苏德战争爆发后,番号改称“满洲第 731 部队”;德国败降后,又

改称“满洲第 25202 部队”。这支部队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德国法西斯建立的“波兹南细菌学研究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杀人工厂。它在人员配备上也比日军其它部队高出一筹。它配有 1 名中将和 4 名少将级军官、80 余名校级军官、300 余名判任官和技师,全员为 2600 余人。

731 部队部队长,1936 年至 1942 年 7 月为石井四郎少将(后晋升为中

将);1942 年 8 月至 1945 年 2 月由北野政次少将接任;1945 年 3 月至 8 月由石井四郎中将重任。731 部队下设 8 个部、4 个支队、1 个所。分别是:第一部为“细菌研究部”,菊地少将任部长:第二部为“细菌实验部”,太田澄大佐兼任部长;第三部为“防疫给水部”,江口中佐任部长;第四部,“细菌生产部”,川岛清少将任部长;第五部,“总务部”,中留中佐和太田澄大佐任部长;第六部,“训练教育部”,园田大佐和西俊英中佐任部长;第七部为“器材供应部”,大谷少将任部长;第八部为“诊疗部”,永山大佐任部长。林口支队,又称 162 支队,原秀夫少佐任支队长;孙吴支队,又称

673 支队,西俊英中佐任支队长;海拉尔支队,又称 543 支队,加藤恒则少

佐任支队长;牡丹江支队,又称海林支队和 643 支队,尾上正男少佐任支队长。大连“满铁卫生研究所”,安东洪次少将任所长。

他们对试验对象采取了诱骗和强制相结合的手段。在进行菌液注射试验时,他们说是给打预防针;菌液内服试验的方法是偷偷把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掺入牛奶和水里,或者把各种菌液注入瓜果、面食内,分发给在押的人员吃喝。开始,被关押的人员不以为然,后来逐渐发现,食用某

种食品后不少人患病,乃至死亡。于是,监狱里经常发生绝食,绝水的斗争。731 部队就采取强制手段,他们有计划地提出试验对象,先将其绑在柱

子上,用手持手枪、皮鞭的特别班成员在旁边监视,如果发现违抗行为就用皮鞭抽打,对特别顽固者,有的当场击毙。这样,日本的实验人员就把菌液注射到“实验材料”的体内,或者灌到嘴里。通过灌菌后的观察发现,霍乱、肠伤寒等胃肠道传染病菌致人死亡的效果最明显,死亡率较高,在不治疗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在 3——7 天死亡。白喉菌也能发生致人于死命的效果。鼠疫菌通过胃肠传染的效果极差,仅有个别人死亡,其死亡原因也不在于胃肠道的传染,而是呼吸道的传染所致。

1943 年 5 月,由关东军司令部军医部调至 731 部队担任实验分队长的山

下升在供述他所犯下的细菌杀人的罪行时说:“我在 731 部队是专门负责对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的,特别是搞灌菌试验。强行灌菌的对象有中国人,还有俄国人,同时还有女的。在我担任实验分队长的一年多时间,仅灌菌试验就使用了一百多名抗日分子,他们多数死亡了,没死的又通过另外一种方法的试验把他们都杀害了。”

1942 年 1—2 月间,川岛队三谷班每次选定 45 名被监禁的“犯人”,作

为鼠疫菌注射、埋入和内眼的 3 种方法对比试验的对象。每种试验使用 5 人, 每人为一组,分别注射 0.1 克、0.2 克、0.3 克鼠疫菌液。埋入量和内服量与注射量相同。结果证明,注射传染法效果最明显,注射最低量的被实验者一天以后即死亡,其次是埋入传染法,发病最慢的是内服传染法,经过 6 天才能使人死亡。

1943 年 1 月中旬,在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启之少佐的指挥下,由宇野诚技师负责。以试验鼠疫菌毒力为目的,对监禁在特设监狱的两名中国人进行菌液注射试验。3 天以后,这两个人感染了鼠疫重症,不久便死去了。1942 年 10 月,字野诚技师让田村良雄协助他做一次细菌试验。这次,他们欺骗 5

名被押者说是进行预防注射。在一个多月内进行 3 次注射,结果 3 人死亡, 并被一个一个地解剖,其余两名感染鼠疫病的被试验者,被送到诊疗部。

诸如此类,731 部队对抓来的中国人,采取强行、欺骗等手法,进行各种各样的细菌试验,致使数以百计的人被毒死。

731 部队对人体纸菌传染试验,要经过临床观察、解剖观察和病理观察 3 个阶段。其中解剖观察,既有尸体解剖,也有活体解剖。活体解剖既有病体解剖,也有健康肌体解剖,其目的是为作对比性观察。有一本书中,较详细地记载了 731 部队对中国人解剖的情况。在此仅举一例。

1943 年,731 部队想用一个男性少年作为实验材料,进行一次对比性病理研究。但特设监视里没有这种“实验对象”。于是,他们按照北野部队长决定,去寻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男性少年。但是,为了避免造成意外的麻烦, 他们没有从平房附近捕捉,而是采取了“外部进货”的办法,这个任务交给了 731 部队的宪兵室。在春田中一翻译官的指使下,“协防班”成员奔赴长春,在长春街头寻找。他们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门前,发现了一个长得虎头虎脑的中国流浪儿,于是便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把他抓了起来,并带回平房, 关进了 731 部队的拘留所。当晚春田中一来到了拘留所,把这个小孩领走了。这个大约十二三岁的男孩被带进解剖室后,被扒光衣服,推进铁制的手术台旁。几个“白色野兽”扑了过来,将其按在手术台上,用扣带紧紧地绑住了挣扎的四肢。在小孩身上用酒精棉擦拭消毒后,便注入了麻醉剂,不一会儿

他就失去了知觉。“白衣野兽”们找好部位,一刀将腹部切开,直到变成一具空壳的尸体后被秘密地投入焚尸炉。

战后,原 731 部队的一名队员承认了这一事实:“把抓来的一名年仅 12 岁的少年进行活体解剖,肠、胰腺、肝、肾、胃筹各种内脏,从睡眠状态中的少年体内顺次取出,经一一分理,砰、砰地扔进器内盖好。取出的内脏, 有的还在福尔马林液里不停地跳动。

1983 年秋,庆应义塾大学博士研究生儿岛俊郎在东京神田的旧书店中发

现了两份 731 部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报告书,一是《因“黄弹”射击造成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一是《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胞接种时的肌肉“时值”》。同年 8 月 15 日,日本的《每日新闻》首先对报告书的有关情况作了报道;8 月 16 日,中国的《人民日报》也以《日本发现原关东军细菌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报告书》为题发表了消息。这两份报告书是 731 部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