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隋唐时期的儒、释、道哲学

中国隋唐时期，适应全国政治大统一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虽以儒学为正统，但又大力提倡佛道二教，使以心性问题为核心的佛教哲学广为流传，其理论思维水平达到中国佛教思想史的高峰。与此同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反对二教的斗争，斥佛教为夷狄之教，从维护民族传统意识出发， 提出道统说，同佛教的“法统”相抗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迫使佛教中国化。三者对立，互相批判又互相吸取，使哲学上争论的内容更为广泛。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寺院经济高度发达，佛教进入鼎盛时期，佛教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教派。一些富有哲学思想的教派，着重通过阐发心性问题，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劝导人们加强主观修持，以达到成佛境界。佛教各派理论纷纭繁杂，归纳起来约可分为：介绍印度哲学的唯识宗， 中国化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

唯识宗由玄奘及其门人窥基创立，着重介绍并宣传印度佛教的唯识学说。特点是强调境不离识，认为感觉或意识的对象不能脱离感觉或意识而独立存在；强调凡夫只有转识成智，才能成佛。

天台宗、华严宗及禅宗都认为，人心为万物的本原。人心即“真心”， 其自性“本觉”，始终不坏，只为凡夫的妄念所蔽障。如果息灭妄念，使觉性自然复原显现，就能成佛。禅宗的六祖慧能以心静自悟为立论基础，提出见性成佛的“顿悟”说，因其提倡成佛的简易法门，使佛教禅宗在唐代后期广泛流行。佛教哲学对后世哲学有重要影响。

中国隋唐时期的道教，因唐王室自认为是李耳后代，得到大力提倡，也十分兴盛。它和佛教一样，也是融合了南北不同的学术流派，建立了为统一王朝服务的新道教。司马承祯是这个时期道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吸取佛教的一些戒律，发展道教精神，提出主静去欲的道教学说，主张“坐忘”、“收心”，成为后来儒家“主静”学说的先趋。

中国隋唐时期的儒学，虽与佛道哲学趋于“会通”，并为争夺统治地位与佛道哲学进行抗争，但儒学的正统地位并未消失。唐代中期，韩愈为了对抗佛教的“法统”说，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认为只有儒家的仁义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只有儒家的道统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他批判佛老的“清净寂灭”之道，举起复兴儒学的旗帜，对以后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继韩愈之后，李翱从儒学立场出发，把儒家经典《中庸》的性命学说与佛教的心性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成为圣人的理论，即他的复性说。他提出要“弗虑弗思”，“心寂不动”，忘情复性，超凡入圣。这些说法，同韩愈的道统说一样，成为后来宋明理学的先声。

柳宗元、刘禹锡重新提出天人关系问题，对天人感应论展开了批判。柳宗元明确提出，天无意识，不能“赏功而罚祸”。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认为强者制胜弱者是自然规律；建立礼义法制，赏善罚恶，是社会准则。“天与人不相预”，天不能“预乎治乱”，反驳了天人感应的迷信，显露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见解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