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隋唐道教哲学

中国隋唐时期的道教，和佛教一样，也是融合了南北不同的学术流派， 建立了为统一王朝服务的新道教。司马承祯（公元 647 年—735 年）是南朝陶弘景的三传弟子，但是他更多地吸取了北朝寇谦之的道教精神，并吸取了佛教的某些宗教戒律以壮大自己。提出了主静去欲的道教学说。

司马承祯在道教中不重视炼丹、服食、法术变化的神仙方术，而偏重于道教理论的研究。司马承祯以老、庄学说及道教其他经典为基础，吸收儒家正心诚意及佛教上观禅定学说，系统地阐发了道教关于精神修养的宗教理论，自称为“安心坐忘之法”。他认为“心为道之器宇”。故修道之要在于

修心，修心之要在于守静去欲；只有排除对外物的一切欲念，做到心不“逐外”，才能保持内心的极端安静。他说：“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师，静则生慧，动则成昏。”这是说，“静”是产生智慧的根源，“动”是产生昏乱的根源。他教人去动、守静。具体办法是：“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坐忘论·收心》）。他为了引导人们走向另外一个精神世界，首先要引导人们先准备一种宗教神秘精神状态。所以要求学道的人“收心离境”，心里“不著一物”，一点思想意识活动也不许发生，才可以“合道”。

司马承祯主张“收心离境”，“静则生慧”，但又不是与动完全对立， 完全脱离的。他说：“若执心住定，还是有所，非谓无所。”这是说，如果修道的人，把离境（不想任何对象）看作唯一任务，不去想它，“执心住定”，不想别的对象，只坚持（执）以“定”作为对象去思虑，这还是有对象（有所），而不是摒除对象。只要有对象（有所），就达不到主静的目的。这样就会“令人心劳气发”，“又反成疾”。他认为应当做到“心不著物，又得不动，此是真定正基，用此为定，心气调和，久益轻爽，以此为验，则邪正可知”。（《坐忘论·收心》）他教人既要做到经常不起任何思虑，又不是全不思虑。为了达到这种宗教修养状态，要防止三种偏向：第一种偏向是“盲定”，免强用极不自然的办法硬使心不起思虑，永断知觉；第二种偏向是断绝善恶的念头，不萌善念，也不萌恶念，让心任意浮游，任凭思想活动自己趣于定的状态；第三种偏向是不知守静，什么事都干，而又自以为“无染”。

司马承祯主张，为了达到应物而不为物所累，必须“坐忘”、“收心”。后来宋代理学家程颢所提出的“定性”的理论，和司马承祯的“坐忘”、“收心”特别接近。程颢教人“定性”也是使人的心理状态保持平静的状态，既不是全不应物，也不是应物而不返。司马承祯的“坐忘”，也成为后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无欲故静”的“主静”学说的先趋。司马承祯还主张： “存谓存我之神，想谓想我之身。⋯⋯凡人目终日视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终日接他事，故日亦逐外瞻。营营浮光，未尝复照，奈何不病且夭邪？”（《天隐子·存想》）司马承祯是把人们对外界的认识，引向对自己的认识，即对自我的精神认识。他把这种神秘的认识，叫做“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成性存存，众妙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