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

朱熹认为，义与利、王与霸的对立就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天理即是义理，人欲即是功利：义理就是讲仁义道德，功利就是讲利欲。那末，“革尽人欲”，就是去利欲，去功利；“复尽天理”，就是只讲义理，讲仁义道德。朱熹把这一理论运用到历史观上，提出“王霸义利”之辩，鼓吹复古主义。他认为决定历史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心的好坏，特别是帝王心术的好坏。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心术最好，能以“道心”治天下，所以天理流行，社会上一切都是至善的、光明的，是王道政治；汉唐以来的帝王心术只在利欲上，所以社会历史长期陷入混乱、黑暗的局面，是霸道政治。在朱熹看来，历史的演变是退化的，人们的道德品质愈来愈低，原因就在于三代圣人心传的道统失传了。因此，他认为挽救社会危机的办法只有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入手，使危殆的“人心”由危而安，微妙的“道心”由隐而显，恢复道统的统治，才能重现三代的王道政治。

陈亮针对朱熹的空谈义理、心性，提出“义利双行”的功利之学。他认为，物质生活欲望出于人的天性，“得其正则为道，失其正则为欲”，人的情欲“有分”，“有辨”，能得到正当满足就合乎道德。所以，“天理人欲

可以并行”。陈亮还针对朱熹的所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三代是王道盛世，而三代以下是人欲横流；虽然汉唐强盛，但决不能“以成败论是非”的观点，强调事功、功利在道德评价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观“心”， 即动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迹”即效果，“心”要通过“迹”来表现，没有“迹”就无以判“心”，三代圣王与汉唐皇帝一样，都是有心有迹的，历史上从来就是“义利双行，所谓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在历史上也从来是交杂并用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三代以上”和“汉唐以下”的绝对鸿沟。古今的“贤君”都有他们的功业建树，区别只在于有的“做得尽”，有的“做得不尽”，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而不于主观动机上的有什么“义”与“利”、“天理”与“人欲”的绝对差别。他反驳朱熹说：“秘书（按指朱熹）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利欲，都无要富贵底人，⋯⋯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龙川文集·乙巳又书》）陈亮认为物质欲望是人的天性，不容抹杀，统治者只能“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龙川文集·问答七》）。他主张统治者应用赏罚的手段来使为善者得到富贵尊荣，为恶者得到危亡困辱，就是说要顺应人的天性来进行统治节制，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天性的利欲要求。所以他说：“外赏罚以求君道者，迂腐之论也；执赏罚以驱天下者， 霸者之术也。”（同上）陈亮显然赞同古代法家的理论，在他看来，“霸术” 既然可以收到驱使天下的功效，那就没有什么不好。他说：“谓之杂霸者， 其道固本于王道也。”（《龙川文集·又癸卯通书》）霸道原是本于王道的， 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陈亮完全从事功效果着眼，认为凡事只要能够做到功成事济，便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