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的“道归于物”

叶适在批判程朱理学的“理在气先”和老子的“道行天地”的观点时， 继承和发展了陈亮的“道在物中”的思想。叶适说：“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地。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习学记言》卷四十七）意思是： 物与道不可分离，物在哪里，道也在哪里；物与道又是不同的，因为物是有限，道是无限的；不知得道，就不能概括物，不知得物就能达到道，即只有通过物才能知得道、达到道；道虽然是无限的，贯通一切事理，但最后仍然要归结到物，而不致使道、物流散。因此，叶适认为物是比道更重要、更高的范畴，他说：“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 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物之理也。”（《进卷·诗》）天地之间有形象的东西就是物。叶适反对理学家讲的所谓“太极”。理学家都将《易传》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奉为“宗旨秘义”，但叶适却说，这

句话其实是“文浅而义陋。”（《习学记言》卷四）叶适以为，所谓“极” 无非是标准、准则的意思。”夫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是极者则有物也。”（《进卷·皇极》，《水心别集》卷七）“极”并非是在物之外存在的一种东西， 而是在有物才能建极，不能离开具体事物而另外有“道”和“极”。叶适也反对朱熹所说的，先有“太极”才有万物，先有房子、车子之理，才有房子和车子，等等，他认为不应作“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的区分，说：“若夫言形上则无下，而道愈隐矣。”（《习学记言》卷四）那么，什么是“理” 呢？叶适说：“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物之理也；坚凝纷错，逃遁谲伏，无不释然而解，油然而遇者，由其理之不可乱也。”（《进卷·诗》，《别集》卷五）就是说，宇宙间有形有象的都是物，物的真实形态是不同的（多样的） 而又是统一的；任其不同而又不失其所以统一者，即是事物的规律，事物的理。万物虽然纷繁复杂，但由于其中有必然的规律，所以解散和遇合都是自然而然，有其不可乱的秩序。那构成世界的物是什么呢？叶适认为是由五行八卦这种物构成的。他说：“五行之物，遍满天下，触之即应，求之即得， 而谓其生成之数心有次第，盖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也。”

（《习学记言序目·唐书二·志》）充满宇宙是“五行”这种物质。同时， 他又说：“日与人接，最著而察者八物，因八物之交错而象之者，卦也。”

（《习学记言序目·周易三·上下经总论》）自然界有形象的物质，都是由五行八卦交错而成的。但叶适还认为五行八卦还只是我们感官所接触的物质的表面形态，五行八卦是气所构成的，只有气才是统一的物质的根本形态。他说：“夫天、地、水、火、雷、风、山、泽，此八物者，一气之所役，阴阳之所分。其始为造，其卒为化，而圣人不知其所由来者也。”（《叶适集·进卷·易》）气是造成五行八卦的，所以说：“其始为造。”五行八卦最后又化为气，所以说：“其卒为化。”气为造化的根本，其本身是无始无终的， 所以说“圣人不知其所由来者也”。同时，叶适还提出了“一物为两”，“一两不同”等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阴与阳、刚与柔、顺与逆、离与合等等，都“相禅而无穷”。他说：“道原于一而成于两，古之言道者必以两。凡物之形，阴阳、刚柔、逆顺、向背、奇偶、离合、经纬、纪纲皆两也。夫岂惟此，凡天下之可言者皆两也，非一也。一物无不然，而况万物？万物皆然，而况其相禅之无穷者乎！”（《叶适集·进卷·中庸》）就是说，矛盾的现象是普遍的现象，凡是物的构成，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单一的。一物如此，万物亦莫不如此。万物如此，前后相禅相续以至无穷的事物更是如此。而“两”原于“一”，统一物分解为两个部分，这就是道。各执一端而不明“两”，那是片面性，要造成种种“乖迕反逆”。有的人似乎把握了“两”，但又把它们凝固化了，只见其形迹而不见其运化，那也不对。叶适认为真正的道是“中庸”：“中庸者，所以济物之两而明道之一者也。⋯⋯水至于平而止，道至于中庸而止矣。”（同上）就是说，对立统一

的运动最终是达到平衡、调和。叶适所谓“中庸”，是指中和之道。他批评了《中庸》一书讲的“执两用中”、“素位而行”、“庸言庸行”等处世妙诀；但赞成“中也者，天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观点，说： “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万物之理遂于彼矣。⋯⋯《中庸》之书，过是不外求矣。”（《习学记言》卷八）他以为自然界的“中庸”，就表现在日月寒暑，风雨霜露、作物生长等等都是有条理的，可以测候推算。同样，人类社会的君臣父子、仁义教化等等也都有其“中庸之道”。他正确地指出“理未有不对立者也”（《习学记言》卷一），但又说“至于平而止”，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平衡论。在认识论上，叶适认为“道”既不能离物，人们认识“道”， 就必须详尽地考察各种客观事物，“不以须臾离物。”叶适强调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应以客观事实为标准，义理的正误应当以考查全面事实为依据。他说：“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叶适集·题姚令威西溪集》）任何理论都必须根据客观事物加以检验：“无验于事者， 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叶适集·进卷·总义》）叶适强调主观服从客观，“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反对用主观代替客观，他说：“是故古之君子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喜为物喜，怒为物怒，哀为物哀，乐为物乐，⋯⋯而不自用也。自用则伤物，伤物则己病矣。夫是谓之格物。《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不以须臾离物也。夫其若是则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有一不知是吾不与物皆至也。”（《进卷、大学》，

《别集》卷七）他认为认识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以己用”即“自用”，是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态度，那便造成“伤物”而“己病”。另一种是“以物用”、“不自用”，使主观符合于客观，喜为物喜，怒为物怒，这就叫“物格”。“物之至，我其缓急不相应者，吾格之不诚也。”（同上）只要我真诚地去格，无片刻离物，那么事物不断地涌现，我都能作出适当的反应，达到“吾与物皆至”。这当然是要花力气的。不花力气是不可能“格物”的。“格物”就是要“以物用”，而“天下之物，未有人不极其勤而可以致其用者也”。（《习学记言》卷三）因此，叶适很注重全面的观察和亲自实践，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事物的规律，避免拘泥于前人经验的失误，所以他说：“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病者为良医，尽观而后自为之，故无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叶适集·法度总论一》）叶适提出了耳目等感官与思维并用的“内外交相成之道”，作为获得知识的途径。他说：“按《洪范》，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智明为首。”（《习学记言序目·孟子·告之》）就是说，在认识过程中感性与理性、学与思不可偏废。要获得正确的认识，一方面要依靠“耳目之官”， 另一方面又要依靠“心之官”。“内外交相成”是以感性为基础的。而理学家片面强调“心之官”的作用，强调内心功夫，完全脱离实际，往往以为一念顿悟即可成为圣贤。对此，叶适批评说：“一造而尽获，庄、佛氏之妄也。”

（《陈叔向墓志铭》，《文集》卷十七）他还批评当时的理学是“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题周子实所录》，《文集》卷二十九）“今世之士，曰知学矣。夫知学未也，知学之难可也。知学之难犹未也，知学之所蔽可也。”（《赠薛子长》、《文集》卷二十九）他强调要破除“所蔽”。他对理学的批评，在当时确有“解蔽”的作用。当然，叶适也有一些提法不够确切。在认识论上，他虽然讲“以聪明为首”，强调感性的重要；但又说： “所谓觉者，道德、仁义、天命、人事之而已。夫是理岂不素具而常存乎？ 其于人也，岂不均赋而无偏乎？”（《觉斋记》，《文集》卷九）他认为道德意识是天赋的，“觉”就是唤醒天赋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