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的事功之学

叶适还把“道不离物”、“道在物中”的思想运用到义理与功利的关系上，认为义理不能离开动利、义理只能在功利之中。叶适反对理学“以义抑利”、“存理去欲”的观点，强调“以利和义”，坚持道德和功利的统一。他托古人之言说：“故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魏志》）“以利和义”，就是使义利相结合，以功利充实义的内容，而反对以义抑制利。认为事功才是道德评价的依据，三代之君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们从不同方面解决了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问题，其高尚品德就表现在他们的事功之中。如果义理没有在功利上表现出来，义理就没有实际内容，最后义理本身也就无法存在。叶适批评朱熹等理学家：“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习学记言》卷二三）。叶适认为朱熹等理学家把“正义”与“谋利”、“明道”与“计功”对立起来，就是所谓的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而他们所主张的只有去功利，才能有道义，就是朱熹所谓的“存天理，去人欲”。而如果没有功利，朱熹等理学家所讲的天理、道义就是一句无用的空话。

叶适还进一步指出了朱熹等理学家忽视功利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些理学家完全忽视功利，因为他们在理论上肯定道是空寂的本体。实际上，将道归为空寂的本体，就是取消了道的实性，不是真正的客观规律的道。他说：“诸儒以观心空寂名学，徒默视危拱，不能有论诘，猥曰道已存矣”（《叶适集·宋厩父墓志铭》）。他还从理学所产生的社会风气批评理学本身的错误，他说： “读者不知按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叶适集·赠薛子长》）。这段话不只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而且是批评当时理学家专尚空谈，不切实际，对国家社会毫无用处的学风。叶适还注意探求抗击外族侵略的具体措施，重视理财的经济政策，都是与他的功利主义的理论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