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哲学思想

①柳宗元的元气一元论、无神论与反天命的历史观。《天对》、《天说》、

《答刘禹锡天论书》和《封建论》是的哲学代表作。柳宗元继承了荀况、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和道家的天道自然的思想。

王充主张“天地，含气之自然”，柳宗元对此作了发挥，认为物质性的元气乃是世界的本质。世界不是神创造的，而是一元混沌之气的自然存在。“唯元气存，而何为焉？”所谓九重天，并不是谁建造的，而是因阳气聚积很盛的结果。柳宗元还继承了荀况“阴阳接而变化起”的思想，认为阴、阳、天三位一体，统于元气。元气的冷热交错，形成了天地万物。如说：“合焉者三，一（元气）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这就是说，天地和阴阳都统一于元气，所谓阴阳二气并不是互相孤立的两个东西，而是元气的两个方面。正因为自然界是元气阴阳的矛盾体，因而自然界才能变化万千，发展无穷。他在《非国语·三川震》中又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 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这里，柳宗元集中地用了八个“自”字，突出地强调说明自然界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而发展变化的，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是自然界自身矛盾运动的过程。

柳宗元还反对神学天命论，认为“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他在荀况“天人之分”的思想基础上，强调天与人“各行不相预”，认为人的吉凶祸福、社会的兴衰治乱，都非“天”能主宰，“功者自功，祸者自祸”， 要变祸为福，是“在我人力”。

柳宗元唯物主义无神论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里，对汉以来的天人感应， 符命祥瑞、君权神授等神学史观，进行了广泛了批判，提出了他的反天命的历史观。柳宗元提出了“势”的观点，即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这种人类社会发展固有的必然性，不是天命或神意，也不是帝王、圣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生人之意”所作用的结果。它是人们要求生存的意愿，沿着固有的必然性，显示了出一种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发挥了荀况“假物以为用”的观点，他说：“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 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柳宗元还认为，人们为了生存，自然地聚而为群”，有了“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群又有大者， 争也又有大者。“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柳宗元从人们要求生存的自然意愿，导出了假物

以为用的必然；由假物以为用又导出了假物者必争的必然；又由假物者必争而导出了产生君主刑政之必然。因此，分封制度的产生，“非圣人之意，势也”；郡县制之取代分封制，乃是历史的必然。

②刘禹锡的宇宙观与“天人交相胜”说。刘禹锡（公元 772—842 年） 是唐代对于唯物主义学说作出较大贡献的哲学家，《天论》是他的哲学代表作。刘禹锡的宇宙观十分有特色，他说：“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是有形物体中的最大的，人是动物中最突出的。天和人都是“物”，同属有形体的事物。刘禹锡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生长发展的自然过程，天的日月星三光，虽然是万物中最清明的，但决不是什么神物，天地同属物质世界。天是“清”、“轻”的物质，而地是“重”、“浊”的物质， 并且“重”、“浊”的地是“清”、“轻”的天的根本。刘禹锡是从地的物质性论证天的物质性。他认为，整个宇宙存在的基础是物质性的“气”，清浊二气的变化，阴阳二气的作用，促成万物生成；先有植物，后有动物；人则是动物中最有智慧的，能够掌握自然界的规律而作用于自然界。

刘禹锡探讨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了“理”、“数”、“势” 三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他说，“理”是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数” 是事物存在及其规律的不可逃避的必然性，“势”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在他看来，“以理揆（度量）之，万物一贯也”万事万物“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数存而势生”，万事万物的变化都不能逃乎数而越乎势”。并且，“彼势之附于物而生，犹影响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规律对于事物具有必然性。事物规律的必然性，决定了事物发展的趋势，而事物发展的趋势又决定于事物本身的存在和状况。“理”、“数”、“势”三者都是事物本身固有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法则。

刘禹锡还继承了荀子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学说。刘禹锡认为，人类社会（人）和自然界（天）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天之道在生殖，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在自然界，各种生物，都为自己的生存繁殖而竞争，强者胜，弱者败，没有是非可说；至于人类社会则有一定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靠礼法制度来维持，因此人们有礼法制度所规定的“是非”作为行为的准则。而且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职能，各有自己的独特法则。他说：“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自然的职能在生长万物；人类的职能是对万物加以利用和改造。因此他认为“天人不相预”。“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这是说自然执行它的职能生长繁殖万物，但是人类社会的治乱与它没有关系。人类执行自己的职能，也干涉不了气候的寒暑。人的职能是什么呢？他说：“阳而蓺树， 阴而揪敛。”“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就是说人能利用自然规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利用、改造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除此

而外，还有“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防止）邪，人之能也。”这是说人们建立礼法和社会制度，制定赏罚标准，禁止强暴，崇尚有功，这些人的社会职能，是自然界所没有的。这是对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 的发挥。总之，刘禹锡认为天与人各有自己的职能和作用。“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从而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 的唯物主义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