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科学认识

罗吉尔·培根不同意“二重真理”说，在他看来，神学和哲学、信仰和知识是统一的。他认为，所有哲学的意义就在于经过认识创造物而认识造物主，因此，确立和发展以创造物即自然界为对象的哲学和科学，对于以造物主即上帝为对象的神学和信仰来说不仅无害，反而是它们得以巩固的条件。

反过来说，神学和信仰也并不限制和妨碍科学的认识，只是需要哲学和科学为其服务，为其作论证。

培根认为科学的对象是具体的物体，而科学认识的道路则是“从感官知识到理性”，对个别物体的感觉经验是知识的真正来源，通过理性得到的结论，也只有经过经验事实的验证才成为可靠的实证知识。因此，罗吉尔·培根对经验尤为重视和强调。他说：“聪明人通过经验来认识理智和事物的原因，因为没有经验就不能充分地认识任何东西。”（罗吉尔·培根：《大著作》第 1 部分，第 12 章，牛津 1900 年版，第 2 卷，第 221 页）培根所谓经验，不仅指感官知觉，而且指科学实验。他把前者称为“自然的经验”，认为它是自发产生、消极得到的。而后一种经验则是在“用艺术帮助自然”， 即在辅助仪器，特别是适当的工具参与的条件下得到的。他更重视后一种经验，他说：“善于进行实验的本领高于自然的经验，高于一切思辩的知识和方法，这种科学就是科学之王。”（罗吉尔·培根：《大著作》，第 6 部分，

第 1 章，牛津 1900 年版，第 2 卷，第 168 页）它“犹如支配自己的奴仆似

的支配着一切其它科学”（罗吉尔·培根：《大著作》，第 1 部分，第 10

章，牛津 1900 年版，第 3 卷，第 22 页）。因此，在罗吉尔·培根那里，归根到底只有实验科学才是认识自然的真正的道路。同时，培根也很重视数学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他愤慨地指出，数学之所以在他的时代里有时甚至被错误地认为“是可疑的学科，只因其不幸为教会神父所不熟悉。”他认为数学的对象是数量关系，而对于物体的量的规定性的确定对于科学认识具有确定的意义。因此，数学的方法适用于其它各门科学；其它各门科学的可靠性则是以数学为基础，因为各个科学原理的真实性决定于能否以量的数学形式来表现。不过，罗吉尔·培根又认为人们“对数学真理的理解似乎是天赋的”， 甚至认为它在其它科学产生之前就产生了，并引起人们对其它科学的感觉。因而，他把数学说成是唯一能发现和表现完全可靠的和没有错误的真理的科学，而其它科学则只有依赖于数学。

罗吉尔·培根对感性经验和实验科学的强调，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人们称他为“实验科学的先驱”。他自己也确实在科学上作出了具体的贡献。譬如，罗吉尔·培根根据亚里士多德、斯特累波的著作以及动植物学方面的一系列原理，详细地证明了亚洲东岸接近于非洲和欧洲的西岸， 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向西方作短期旅行，经过大西洋就能到达亚洲沿岸。15 世纪初出版的比埃尔·达·阿里的《世界的形象》一书就曾引用《大著作》的一处，论证了从西方取道去亚洲的可能性，这些见解，是促使哥伦布决定著名旅行的因素之一。罗吉尔·培根仔细地研究了平凸镜片，得知如何安置凸凹镜片能看清楚远处的物体，如果他的学问得以传播，也许用不着三百年后伽利略才发明望远镜。据说，他还设计了一种不用马来拉的战车和在天空飞翔、在海底航行的工具等等，这些则属于科学的幻想。因此，他被当时英格兰教会斥之为“与魔鬼有来往”的人。

总的说来，在信仰与科学认识问题上培根有其独到的见解，也有糟粕之处，但他重视对自然本身的考察，重视科学实验在认识中的地位，认为科学的对象只能是具体的物体，而不能像经院哲学那样去探究宗教信条所说的神灵的事物或任何超自然、超物体的存在，这在一切知识以启示和信仰为准绳的中世纪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