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

①韩愈的道统说和人性三品说。韩愈（公元 768 年—824 年）主张“圣人玄教”，认为人类的文明和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圣人创造的。韩愈把仁义道德称为“圣人之道”，这个“道”世代相传，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到孟子，构成了一个所谓一脉相承的“道统”。韩愈以继承道统使之绵延万世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认为佛教、道教的出世思想与儒家的经世思想是对立的，所以竭力排击佛、道、指斥它们破坏封建君臣、父子、夫妇的伦常关系，是国无宁日的祸根。

韩愈的道统说的核心是儒家的“仁义”二字。由于当时儒、佛、道三家都各有自己的“道”和“德”，因此韩愈认为只有儒家的仁义才是真正的道德。韩愈对“仁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这就是说，道与德是一个各家都可以用的空虚的范畴，必须看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才能判定它所宣扬的道和德是否正确。韩愈把“仁义”和“道德”联在一起，认为只有儒家仁义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以此来排斥佛老，论证儒学的正统地位。他认为《老子》所说的“道德”， 是离开仁义而言的，谈不上是道德，乃“小人”之道。他认为佛教主张出家， 不要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但求清静寂灭”，超然出世，是违反封建纲常的歪道。

至于仁义之道怎样实施，韩愈说：“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送浮屠文畅师序》）道通过礼、乐、刑、政来实施。礼、乐、刑、政都是传仁义之道的“圣人”发明的。他们发明这些东西有很深的用意。首先，“为之礼以次其先后”，规定尊卑、贵贱的阶级秩序，教卑者贱者承认“尊尊”、“贵贵”是上天安排的秩序。其次，“为之乐以宣其抑郁”， 教人民唱着歌儿过日子，散散心中受剥削压迫的闷气。第三，“为之政以率其怠倦”，光唱歌是不行的，要好好种田、交租、交税、当差、服役，不能打瞌睡。最后，“为之刑以锄其强梗”！卑者、贱者不受“教化”，不服政令么？那就用严刑！韩愈还对“礼乐政刑”，作了进一步解释：“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 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 则诛！”（《原道》）

韩愈又是个天命论者，认为“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人生由命非由他”。但又很重视人的作用，认为“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圣人可以代天行道。而韩愈的天命论，体现在人性问题上，就是他的先天的人性三品说。他认为孟轲的性善论，荀况的性恶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等说法，都只

是说到了中品的人性，而遗漏了上下二品，因为只有中品的人性，才可导而上下，而上品和下品的人性则是不能更改的。因此，他认为把人性分为三品， 才是对人性最全面的概况。他说，“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上品的性，始终是善。“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中品的性。经过教化可上可下。“下焉者，恶焉而已矣”，下品的性，始终是恶。上品和下品的性是不可改变的。对于性与情之间的关系，韩愈认为“性”是先天具有的，“情”是由于接触到外界，受到刺激后而产生的内心反应。性包括仁、义、礼、智、信“五德”， 情包括喜、怒、衰、惧、爱、恶、欲“七情”；性是情的基础，情是性的表现。只能因情以见性，不能灭情以见性。人性上、中、下三品之分，人的情也有三品，上品的情，一发动就合乎“中”，中品的情，有过或不及，但大体上合乎“中”；下品的“情”则完全不合乎“中”。情的上、中、下三品与性的上、中、下三品相对应。

②李翱的复性说。李翱（公元 772 年～841 年），唐代哲学家。李翱与韩愈有同样的反佛立场，但李翱认为，对抗佛教的成佛理论，必须有一套成圣的理论。他把儒家经典《中庸》的性命学说与佛教的心性思想结合起来， 形成一套成为圣人的理论，即他的复性说。

李翱的复性说，发展了韩愈的人性三品说，主张性善情恶论。他认为人性本是善的，而情则是恶的。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复性书》）这就是说，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是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之所以迷惑不清，是因为人的情欲作恶的。但同时， 他又认为性情是不可分的。他说，“性与情不相无也”，“情由性而生”， 即认为性和情并非各自独立自存的，情是性所派生的，性是情的基础。他又说：“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就是说，性与情是互相依存、互相作用而存在的。他以水火比作性，沙烟比作情，认为人性好比河之水和烟之火，水火的本质是清明的。它们之显得浑与郁是沙和烟作用的结果。沙不浑，水流便清；烟不郁，火光就明。同样，“情不作”，性就能圆满地表现它自己。因此，李翱认为要恢复人们本来的善性，必须做到忘情。

关于怎样才能复性问题，李翱首先探究了人性的根源。李翱认为：“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这是说，性是天生的。李翱又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人性本来是寂静的，圣人虽然有情，而“未尝有情”，因为圣人的情，“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一般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心，就是因为受“七情”所干扰，为“嗜欲爱憎”所支配。固此，李翱主张，一般人要成为圣人，就要复性，要复性，就要“视听言行， 循礼而动”；“弗虑弗思，情则不生”，“心寂不动，邪思自息”，做到“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李翱这种忘情复性的修养方法，就是要彻底排除外物的干扰，使人进入“寂然不动”的静止状态。这样人心便“广大清明，昭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所不知，无所不通。这种人就可超凡人圣，

不仅可以治国平天下，还可以参赞天地，化育万物。

李翱的复性说为宋明理学所直接继承，程、朱、陆、王都讲“复性”、“复其初”、“复如旧”、“复心之本体”等等，它同韩愈的道统说一样成为宋明理学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