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权利也选择责任

小倩和小丽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小丽告诉小倩考试作弊的秘密，并让她不要告诉任何人，小倩答应了。可小倩是班长，在协助老师调查考试作弊的过程中，她说出了小丽的秘密。小丽骂她出卖朋友，可是，如果小倩不说，又在老师面前交待不过去。她困惑了自己应该怎么做？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圈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小倩，作为小丽的好朋友，她要为朋友信守承诺；但作为协助老师工作的班长，她有责任说出实情。人们在许多情况下，都会遇到在需要权利与责任两者中间取其一的问题，选择当然会有放弃或牺牲。我们应该学会放弃，有时为了正义的责任，牺牲也是值得的。

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担任着许多角色，比如小倩除了在学校是学生，在家里还是子女，她还可以是共青团团员、美术组组员、社区居民、中国公民、地球球民等。她担任的每一个角色都具有它的权利，也同时具有它的责任。作为学生，你有受教育的权利，有被《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权利等，同时你也有遵守学校规则等责任。作为公民，你有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权利，也有为国效忠的责任。

各种角色的权利与责任，往往难以统一。重要的是在两者冲突的时候，应该怎样选择。中国有句古训“忠孝不可两全”，也有这个含义。如同一个雕刻艺人，如果他不善于对一块璞玉大胆取舍，果断地“割爱”，恐怕精品就很难雕刻出来。

有个士兵在战场上为保卫祖国尽责，他无法满足病重的母亲在弥留之际想见儿子的愿望。如果说权利，他有做儿子的权利；如果说责任，他有作士兵的责任。但是，他放弃了权利，选择了责任。选择的标准是由价值观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选择。也许有人会指责这个士兵不孝，也许有人会赞扬他对国家的忠诚。不孝也好，忠诚也好，总之，在作出选择的时候，他就付出了牺牲。有时这个牺牲是相当大的，但是该付出时就付出，最终会换取更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古代就很崇尚维护人类正义的美德。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按照现在的话说，在自己生存的权利与正义的责任之间发生矛盾时，则为正义而献身。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美国的一位生物学家卡逊女士在科研中发现了空气、土壤、河流、大海都存在污染的物质。这些污染物是人为造成的。于是出于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她首次提出了环保的问题。

在她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她第一次向人类发出了警告：“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物质的污染不仅进入了生命赖以生存的世界，也进入了生命的组织。”她向人们描绘了一个没有鸟叫，没有生机的世界，一个死寂的春天。提出：“现代人随意散布毒物，以致迷失了生命最本质的东西。这和随意挥舞棍棒的洞穴时代的人类相比，又有什么进步呢？”

1962 年这本书出版后，引起全社会的震动和争议。当时的科学界、工业界普遍主张人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而卡逊对工业发展带来的副作用的批评，以及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都被攻击为“反科学、反文明、女人的歇斯底里”，甚至美国药物学会也站在她的对立面。

卡逊在苦闷和压力中煎熬，孤立的争辩没有取得成功。两年后，她得了癌症。带着人们不能理解的遗憾和尽到科学家责任的欣慰，卡逊离开了人世。如果她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她可以随波逐流，或者随声附和，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样她的日子会好过得多。然而，她选择了责任。正是这个正义的选择，她推动了时代的发展，她的名字也永远和她的成就一起被载进史册。

1970 年诞生了世界第一个地球日。美国副总统戈尔这样评价《寂静的春天》：“这本书改变了历史。没有它，人类环境保护运动可能会推迟，或许不会发生。”人们终于醒悟了，接受了卡逊的理念，成立了环保组织，建立了各种环保法。卡逊没有忘记自己对人类的责任，人类也不会忘记卡逊。

责任，一个人的勇气和力量之本，可以造就锲而不舍的精神，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卡逊的责任给社会带来一个伟大的使命，开创世界性的时尚。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提出：“大量地参与社会活动，以尽自己最大的责任。”这是“走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先决条件。”

徐群渊是首都医科大学的校长。1988 年他在瑞典著名的卡罗琳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婉拒了对方的邀请，放弃留在世界一流医学院工作的机会，回国报效祖国。他自有道理：“国家真用你，不是人家的打工仔。中国穷要靠自己建设，外国富那是人家的。自己不建设靠洋人行吗？宁肯在国外拣垃圾也不回来，没法跟这种人有共同语言。还有的为了一张绿卡就骂中国，那是出卖灵魂。”他说：“国家正处在变革的转折时期，不能失败翻车。成功了中国就会翻身，翻 150 年国耻的身！”在他身上能体会到一种义不容辞的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

作为大学校长的徐群渊，本应享受较大的住房条件，他有这个正当的权利。但是他放弃了，让给了更困难的同事。对于他的责任，他却一点也不放松。他个人一直很清贫，他领导的大学却越来越富有。他们研究的两个代表作：微观的分子生物学的神经科学、宏观方面的医学制度改革的全医科学，已成为全国医科大学研究的强项。

还是在瑞典留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位教授夫人陪徐群渊夫妇散步。走近一片黑屋顶的房子时，教授夫人告诉他们，这是脑中枢神经疾病患者的疗养院。得了这种病就没治了，身体慢慢失去功能而死去。可怕的是不仅老人得，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孩也住了进来。人们能够给她的只能是深深的同情和临终的安慰。专长解剖学和神经生物学的徐群渊马上感到自己的责任，他永远地记住了那个黑屋顶。

他回国后很快在首都医大创建了神经科学研究所。光阴对于他显得那么苛刻，他放弃了大量的私人生活时间，包括个人爱好，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有了很大的进展，没有落在世界脚步的后面。当小平同志得帕金森氏综合症不幸离去的噩耗传来，徐群渊感到十分的痛心和内疚：“我们没能早一点把这个脑神经疾病攻下来，我们有责任。”

一位医学工作者的责任，一位大学校长的责任，一位国家及民族成员的

责任，集于徐群渊的身上。责任是沉重的，也是神圣的。责任感可以激发人的智慧、信念和成功率。

早在 2500 年以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就以“仁义”的伦理道德来积极倡导人性的善良和正义。他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有“利”不求而“思义”，关键时刻肯付出生命，穷困的时候不忘记自己的诺言，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全人”。孔子认为，要具有这样高尚的品德，人需要接受教育，并在实际生活中锻炼自己，人不是天生就能这样做的。

责任感的培养是需要经历一点磨炼的。有一个中国女孩 4 岁时来到在加拿大留学的爸爸妈妈身边。这个外婆家的“小公主”，是个由小保姆照顾的独生子女，大人们整天围着她转。到了国外情况大变。刚住下 10 多天，妈妈就带着她去给别人家当保姆。从表面上看，她失去了“小公主”的“幸福”，但她得到了人生重要的经历，其中的幸福是深厚永久的。

妈妈当保姆的那家有两个男孩，一个 3 岁，一个 1 岁。妈妈要给他们喂饭、带出去玩，还要打扫卫生。4 岁的中国女孩要帮助妈妈盯着他们，别让他们摔了，还得跟在他们后面收拾玩具。妈妈告诉女儿：“我们是穷学生，必须打工挣学费。”

在国外 9 年来，女孩跟着父母打了许多工，从看孩子到浇花拔草，有时还要为在街头给游客画肖像画的父亲当模特。现在爸爸妈妈已经有了固定的工作，不需要打工了，可一些老雇主还非要妈妈去帮忙，她也一直跟着妈妈打工。如今她已是 13 岁的少女了，‘打工’生活却使她学到了许多国内独生子女学不到的本领：

“我学会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爸爸妈妈操心，也学会了做一些家务事和花园里的杂活。而且在亲身体会到爸爸妈妈打工读书的艰辛之后，我不仅养成了不乱花钱的习惯，也懂得了优越的生活不会从天而降，要靠自己努力争取的道理。但最重要的是，在和爸爸妈妈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他们做事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不怕艰苦、乐于助人的工作作风与精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地发现，我学到的是一种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作风与精神。要不然，爸爸妈妈以及我所认识的中国叔叔阿姨们怎么都会在各自的岗位上特别受到老板的器重，而我和我的中国小伙伴们都会在各自的学校因品学兼优而使老师和同学们对中国孩子刮目相看呢？”她特别表示：“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全家人宠着捧着的小姑娘，而是一个独立生活能力较强、也具有一定责任心的中学生了。”

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的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指出：“在现代社会里越来越需要教育为培育个人的判断力和责任感做出贡献。” 责任是新世纪做人的一个重要依据。

当一个人都能由衷地说出“我有责任心”这句话，那将是自信的、有能力的宣言，是经历了艰辛的体验而得来的无价之宝。

一个产品含有的信誉值越高，它的附加值也越高，竞争力就越强。不论人或事，信誉都是一笔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中国自古就有“民无信不立”之说，强调交友重在讲诚、讲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