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社的业绩

巴黎公社诞生后，马上以法令形式宣布自己是唯一合法的政权，并立即着手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设新型政权，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等等，进行了工人阶级执政的伟大尝试，出现许多历史的创举。

3 月 29 日公社颁布法令，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的政权”。同一天，它又下令废除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规定国民自卫军是巴黎唯一的武装部队。公社还废除了旧的警察和司法机构，建立了由选举产生的治安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解散了旧的军事法庭，建立了新的民事法庭；颁布了新的诉讼陪审条例；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

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建立了执行、军事、司法、治安、粮食、财政、劳动和交换、社会服务、对外联络、教育等 10 个委员会。各委员会在公社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公社成为统一行使立法、行政权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民主讨论决定，各种法令都由公社或根据公社委托制订，经公社代表或某一委员签署后公布。

公社曾号召全国各地以巴黎为榜样建立公社组织，以便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政权。在公社草拟的全国组织纲要中规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全国性公社由各省公社派代表组成。但在国内外敌人联合围攻的条件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3—4 月间，在里昂、图卢兹和马赛等大城市建立的公社很快被镇压下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8 页。

为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人民的主宰，公社规定全体公社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均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定期向选民报告工作，受选民监督，定期改选，不称职者随时可以撤换。还宣布取消高薪制和特权，规定所有公职人员每年工资不得超过 6000 法郎（相当于普通熟练工人的工资）。

根据公社颁布的政教分离法令，不准教会干涉国家事务；取消宗教预算；剥夺教会的财产；查封或征用一部分教堂，将教会势力从学校中清除出去等。另外，公社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活动。由于凡尔赛每天都大批屠杀被俘公社战士，公社颁布了《报复法令》（即《人质法令》），规定：只要凡尔赛再杀害一名被俘公社战士，公社“就用处决同等数量或加倍的俘虏来回答”。公社一共逮捕了 260 名反革命分子，处决了 64 名人质，其中包括巴黎大主教，最高法院院长等。但是，用扣押人质的方式实行斗争是错误的。公社还成立了审判反革命分子的军事法庭，剥夺了凡尔赛分子的财产，查封了 30 家反革命报刊。

公社所采取的上述措施，粉碎了剥削阶级的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公社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也实行了许多旨在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措施。它在 4 目 16 日颁布法令，规定把逃亡企业主遗弃的工厂、作坊交由工人生产协会管理，并规定企业主回来时给以补偿。在某些大企业

（如罗浮军械厂）中，建立了行政和工人共同管理工厂和工人对生产进行监督的制度。5 月 21 日，公社规定全部生产包工合同一律由工人生产协会与公社有关机构协商后直接承办，并在合同上写明最低工资，避免承包商人用压低工资的办法进行中间剥削。公社还对铁路实行监督，并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公社宣布废除面包工人夜班制；取消帝国警察机关成立的职业介绍所，劳动就业问题由各区职业介绍所直接处理。公社颁布法令，禁止罚款和任意克扣职工工资，并规定将 3 月 18 日以后的全部罚款和扣款一律退

给本人，违者依法惩处；命令当铺停止拍卖典当品，将价值不超过 20 法郎的

典当品一律无条件归还原主；宣布自 1870 年 10 月到 1871 年 6 月的房租一律

免予缴纳；到期债款从 7 月 15 日起，3 年内分 12 期偿还，不得索取利息；将逃亡资本家的房子分配给房屋被炸毁的住户使用；注意调整市场价格，保证粮食等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正常供应等等。

公社的各项社会经济措施是由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劳动与交换委员会拟定的。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并没有完全遵循蒲鲁东主义的经济纲领，而主要是根据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和实际需要制定的。但是，公社在社会经济方面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当时，法兰西银行与凡尔赛有密切联系，它拥有各种资财和存款达 30 亿法郎，而公社只动用了

1500 万法郎，可是银行给凡尔赛汇去的款额却达 2.75 亿法郎。

公社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公社教育委员会负责人瓦扬在5 月 17 日通令里明确指出，应使每个受教育者受到“全面教育”，“使公社革命能够通过教育改革来巩固其实质上的社会革命的性质”。随着政教分离法令的公布，天主教神甫、修女被赶出学校。公社还多次宣布实行非宗教义务教育，取消学校中一切宗教象征，如十字架、圣像、教义和祈祷等。公社还注意开办职业学校，聘请老工人教儿童学习手工艺。

公社先后成立了演员协会、艺术家协会和艺术家联合委员会。公社委员、

《国际歌》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就是艺术家联合委员会委员。艺术家联合委员会受公社委托整理了博物馆，举办了艺术展览会。公社通过上述艺术团体，团结了一批艺术家。

公社的各种措施虽然同时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但由于对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缺乏认识，没有专门采取措施团结农民，只是由女作家利奥起草了《告农村劳动者书》，印成 10 万份用氢气球散发出去，效果很小。

巴黎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高举了国际主义旗帜，坚持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战斗。公社欢迎外国革命家参加公社和担任公社的领导职务。在 3 月 30 日通过的《公社选举委员会总结》中明确规定：“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参加公社的外国战士来自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俄国、意大利等国。据统计，仅波兰人就有 500 名。匈牙利首饰工人弗兰克尔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劳动与交换委员会负责人。波兰革命家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勃列夫斯基都是公社的优秀军事将领，在保卫公社的战斗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俄国女革命家德米特利耶娃是公社优秀的妇女领袖，“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的组织者，在街垒战和敌人法庭上表现很坚强。

巴黎公社得到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情和支持。马克思通过各种渠道同巴黎联系，在巴黎防务问题上，在团结外省工人和争取农民参加革命等问题上，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建议。他还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向各地国际会员发出几百封信，阐明公社的性质及其事业的伟大历史意义，并号召各国无产阶级给公社以各方面的援助。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工人阶级积极响应马克思的号召，通过书信、电报、集会、游行以及发表文章等方式热烈祝贺巴黎公社的诞生。

5 月 16 日，公社毁掉了旺多姆广场上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拿破仑在

1809 年用战争中缴获的大炮铸成的，是民族沙文主义的象征。从此，旺多姆广场改名为国际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