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专制主义道路和军国主义倾向一、德意志帝国的发展

1871 年 1 月 18 日，普鲁士以王朝战争的方式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在打败法国的时刻在凡尔赛宫宣布了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同时是德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

德国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是经由改革的道路完成的。而且， 以普鲁士的资本主义改革为代表。自上而下的改革是由原统治者推行的，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并不发生政权转手的问题。德国的统一又是普鲁士王朝以武力完成的，这就使普鲁士的统治者一跃而成为全德国的统治者。这些情况就决定了德国在政治上必然要保留浓厚的专制主义的残余。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在经济上发展迅速，而且国家也能制定促进发展的经济立法。

事实证明，德国实现了国家统一后，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腾飞的现象。德国工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重工业、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最为发达。这就能够装备其他工业部门，带动其发展。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德国以极快速的步伐跨入工业社会，将英、法抛在后面，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在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是交错在一起

的。国家统一后的工业大发展基本上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的影响下出现的，因而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是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此外，从法国割占了阿尔萨斯、洛林矿产区和取得 50 亿法郎赔款，也是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德意志民族的活力，使德国在经济、政治诸方面的发展具有了持久的动力。但是，也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给德国历史带来了某些不利的影响。

长期以来德意志处于分裂状态。古老的多民族奥地利帝国始终在全德意志占有显赫的地位。19 世纪统一运动中普鲁士一直坚持的“小德意志”路线， 实际上是以排斥奥地利的“大德意志”路线为基本内容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体现。后来，普鲁士以武力打败奥地利，使一系列德意志民族的邦国统一在普鲁士治下。普法战争中它又以武力取得胜利，而且将取得色当大捷和俘虏拿破仑三世的那个日子——9 月 2 日定为德意志帝国的国庆日。它向整个德意志民族显示出，统一帝国的建立应归功于军事上的胜利，德意志民族的主要贡献正在于武力方面。在已经胜利完成统一的业绩面前，带有军事特征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赢得了人们的信仰。

1871 年 4 月颁布的帝国宪法基本上体现了这个倾向。宪法规定德意志帝

国为联邦制国家，由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等 22 个邦和汉堡、

不来梅、律贝克等 3 个自由市组成。各邦国均保留各自的君主和议会。但是， 它们只是帝国中的地方政府，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税法以及民法、刑法的立法权和行政权都集中在中央国家机构手中。宪法确定的全国立法机关是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联邦议会由各邦委派的共 58 名代表组成，实际上是

掌握更大权力的上议院。按宪法规定，联邦议会表决时如出现 14 张反对票，

议案便不能通过。而普鲁士有权派 17 名代表，实际控制了议会。帝国议会由全国普选产生，但权力有限，相当于下议院。它的决议必须经联邦议会通过和皇帝批准才能生效。真正掌握最高权力的是皇帝和首相。宪法规定普鲁士国王享有德意志皇帝的尊号，是“联邦之首”。皇帝可不经议会同意而自由

任命首相和文武官员，有权召集和解散两个议会。普鲁士首相同时即是帝国首相，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首相之下没有设立各部，实际上大权由首相独揽。

很明显，这部宪法把德国变成了实行君主立宪制却又不受议会辖制的半专制国家。19 世纪流行于欧洲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潮流在德国只成为装点门面的饰物，占主导地位的是普鲁士的专制主义传统。制定和执行宪法的主持者是已经当上帝国首相的俾斯麦。在统一后的 20 年时间里，他是帝国一切大政方针的设计人和施行者。开始时，他以普鲁士内阁的各个部代替帝国的部。不久又成立了若干“帝国署”，如邮政、海军、内政、司法等署。由于不是“部”，所以领导“署”的官员也就没有大臣的职权，只称国务秘书。这就突出了俾斯麦的地位，虽然有外交部，但外交大臣是俾斯麦自己兼任的。在官方用语中，只有“帝国领导”的提法，实际是指俾斯麦个人，从不提“帝国政府”或“帝国内阁”。

俾斯麦通过帝国宪法为德国设计的政治管理形式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德国本来就是由若干君主制邦国拼凑成的分裂的国家，如果搬用英国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它只能是个君主们的联盟。但是，既要统一，便不能允许割据状态继续存在，因而设计了全国普选的帝国议会，作为统一的象征。同时， 更利用了普鲁士在全德意志中的霸权地位。普鲁士拥有整个帝国领土的 65％ 和人口的 61％，又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再加上它的武力和完成统一的成就，都使它有足够的力量钳制联邦主义的倾向。因此，帝国宪法是符合德国国情的，有利于它的向前发展。这样，在德国出现了一种似乎是比较奇特的现象：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所具有的某些民主色彩，以及普鲁士的专制主义传统，同时成为代表国家统一的主要象征。而联邦主义则是以往割据状况的痕迹。这两者之间势必要有一些较量。数量较多的政党将各种倾向反映了出来。

从 1867 年就成为全国性最大政党的民族自由党，是统一帝国的热诚支持者。它是从当年同俾斯麦发生“宪法纠纷”的进步党中分离出来的，主张以“政治的现实主义”态度与普鲁士政府合作，促成国家的统一。因此在 1866 年普鲁士打败奥地利，随后又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之后，它便发展成全国性政党，反映全德渴望统一的大资产阶级的意愿。它在帝国议会中是第一大党， 几乎是一成不变地支持俾斯麦。

对帝国政策持反对态度的左翼自由主义派，在消极抵抗中耗尽精力却极少取得成果。它变得安于现状了。这对于俾斯麦不能构成威胁。不久，左翼自由主义派发生分裂，俾斯麦立即抓住机会将其击败。

给俾斯麦的帝国政策曾造成一些麻烦的是普鲁士保守党。其中一部分人分裂出去，组成自由保守党，完全站在俾斯麦一边。其余部分于 1876 年改组称为德国保守党。他们固守普鲁士王朝拥护者的老传统，对全国统一和成立帝国表示反感。这是易北河以东容克的政党，对普鲁士王国的感情远胜于对德意志帝国的感情。但是，随着德意志帝国工业大发展为农业原料和商品粮食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之后，同时也由于容克本身的进一步资产阶级化，德国保守党采取了自由保守党的态度，转而支持俾斯麦了。不过，他们从未放弃普鲁士传统，而且他们在普鲁士议会中的力量比在帝国议会中的力量要强大得多。

天主教党（即中央党）对俾斯麦是较大的威胁。这个党成立于全国统一

前夜的 1870 年。其成员主要来自 1848 年法兰克福议会和后来的普鲁士议会中的天主教派议员。它仇视自由主义，对新教也持对立态度。他们一直是“大德意志”统一道路的拥护者，盼望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来领导并完成国家的统一。普奥战争后奥地利被排挤出德意志，对他们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在新教徒的皇帝与首相领导的德意志帝国里，他们的处境变得困难了。在无力使形势逆转的情况下，他们便退而坚持联邦主义，同统一的帝国政策相对抗。他们的分立主义主张代表了反统一的倒退倾向，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势力。

对帝国抱敌视态度的工人政党此时得到了发展。1869 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下，日益壮大。由拉萨尔派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拥有众多的会员。这两个在工人运动中处于分裂状态的派别， 由于国家实现了统一，它们原来在统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失去实际意义。特别是两派所属的工人群众强烈希望联合斗争，而且在多次政治活动中已联合起来行动。于是，两派领导人达成协议，于 1875 年在哥达城举行代表大会， 实现了组织上的合并，称为德国社会主义工党（1890 年改称社会民主党）。统一的工人政党的成立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更加活跃起来。党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罢工，参加议会竞选，而且所得选票和议会席位逐次增多。

上述各政党的活动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勾画出统一后德国的政治局势。俾斯麦以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帝国为至上的原则，一方面制定和推行加强帝国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诸如实行金马克为基础的全国统一币制，将普鲁士银行改为唯一享有货币发行权的帝国银行，统一度量衡，制定统一商法、民法与刑法，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取消贵族在乡间的司法和警察特权等等。另一方面，他也对各派政治力量制定了政策。他首先采取的行动是打击中央党代表的天主教势力。

在帝国总人口中，信仰天主教者占 37％，是不可轻视的势力。中央党宣传的各邦分立的联邦主义，对刚刚统一的帝国无疑是个威胁。维护统一、防止倒退到割据状态中去，是俾斯麦打击中央党势力的主旨。由于他以清除天主教对文化教育事业的的操纵为名开始了这场斗争，故而这场政治较量被称为“文化斗争”。“文化斗争”并未能将中央党打下去，相反，它在议会中的席位反而增多了。但是，清除教会影响，对教育的发展有较大积极作用。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财政拨款是较高的。当时，德国的教育以注重科学尤其是注重实用科学而著称于世。另外，中央党的力量虽然未被摧毁，但是它也无力阻挡帝国的发展，很快就失去了对俾斯麦政策的威胁作用。于是，“文化斗争”进行了 7 年之后停止下来。从 1878 年起，俾斯麦在内政方面将重点转移到打击社会主义运动方面。

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在当时还不具备足以左右时局的力量，但是它显示了日益加强的发展势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社会民主党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能够行动划一，领导机构有效地控制着全党。这是任何组织松散、缺乏纪律的其他阶级的政党都不能比拟的。这个纪律严明、充满活力的党使俾斯麦感受到威胁。于是他实行起《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法令》即《非常法》。这是个典型的专制主义高压法令。在实施期间， 解散工人团体 388 个，查禁报刊出版物 1800 余种，逮捕人员 1500 以上。但是，这种高压政策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社会民主党勇敢地开展了反《非常法》的斗争，相当成功地将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以文艺团体、娱

乐组织、体育组织等等各种形式恢复党的活动，并于 1880 年召开党的秘密代表大会，重建领导机关，谴责了错误主张。党报恢复了出版，罢工斗争在加强，在议会选举斗争中也不断取得胜利，到 1884 年占有的议席增加了一倍。按照考茨基的说法，反对《非常法》斗争的时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上的“英雄时代”。

俾斯麦进行“文化斗争”和施行《非常法》，在手段上都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他把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都视为“帝国的敌人”，并向他们开战。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刚刚完成国家的统一，新的全国统一的政权需要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有必要借助于强硬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这也是 60 年代俾斯麦同议会发生冲突时所采取的“铁血”政策的继续。但是，俾斯麦的政策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在遭到打击后都更强有力了， 在议会中的席位也都增加了。

俾斯麦出身于容克家庭，作为习惯于农村生活状况的地主，很难摆脱恪守传统的局限性。他大权独揽又刚愎自用。但是，他绝对忠于帝国，全力谋求帝国的安全和发展。他不属于任何政党，是超党派的。他只追求帝国的利益。因此，尽管有些政策不成功，但也取得一些成效。有更多的政策是成功的，很有实效。从主要方面来看，他在顺应和推动德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上政绩是明显的。

在协调经济发展上，俾斯麦实行的重要政策是进行财政和税制的改革。根据帝国宪法，各邦拥有收税权而帝国政府则没有收税权。帝国的财政收入由各邦提供，帝国直接掌握的邮电署的岁入是极微少的。于是，帝国成了各邦的“寄食者”，财政上难以维持。因此俾斯麦要改革税制，以改善帝国的财政状况。具体办法是征收间接税和提高关税。由于提出了提高关税的主张， 这就涉及到了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种主张之争。俾斯麦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工业资产阶级和容克的影响而形成的，而不仅仅只是出于财政的需要。德国的新兴工业和迅速发展中的钢铁工业虽然规模很大，有一定实力。但毕竟发展时间很短，在 20 世纪到来之前，它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很强

的竞争能力。同时，在 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除英国之外，其余工业大国都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样，要求实行保护主义的高关税政策也就成为德国工业界的呼声。此外，美国西部农业区的发展，使它成为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强劲竞争者。俄国也是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国。美、俄的农产品价格低廉，对德国颇具威胁力量。而德国因工业飞速发展，在 70 年代后成了谷物进口国。廉价的美、俄谷物输入德国，造成粮价下降，直接危害了东部农业区容克们的利益。于是农业界也提出了保护关税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俾斯麦于 1878 年正式实行了高关税政策。

俾斯麦在经济上、政治上历来是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的。在他看来，一切都必须在国家节制下去解决。正因为如此，在 80 年代里，虽然《非常法》仍在实行，他却推行了三项社会立法，在当时各国政治家当中率先制定出带有社会福利色彩的政策。这并不奇怪。俾斯麦要维护政治上的稳定，必须调节社会矛盾。然而他要抵制自由主义，使社会政策也必须带有国家管理和帝国恩赐的特点。他实行的三项社会立法都属于社会保险性质，包括 1883 年的疾病保险法、1884 年的意外灾难保险法和 1889 年的老年及残废保险法。办法是职工集体自助，由国家给予津贴，而且此制度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这种由国家补贴职工福利的做法，曾受到自由派的指责，认为这是一种“国家社会

主义”。俾斯麦竟然接受挑战，公开预言国家社会主义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或许是后来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早期先兆吧。

在对外政策方面，俾斯麦的目标同国内政策一样，首先是稳固新建立的帝国。因此，他把注意力放在了欧洲大陆之上。他时刻防备法国复仇，竭力推行防范和孤立法国的外交政策。1873 年，他促成了德国与奥匈帝国、俄国间的“三皇同盟”。然而“三皇”的心意并不一致。俄国不愿法国被搞垮而使德国过于强大。奥匈同样对德国怀有戒心。海岛上的英国更不会坐视大陆均势遭到破坏。这使俾斯麦深感不安，尤其担心法、俄联合会给自己造成腹背受敌的处境。1886 年布朗热就任法国军政部长后，俾斯麦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复仇将军”布朗热使法国的兵力和军费开支大大超过了德国，而且煽起了复仇情绪。而当时法国的经济水平比不上德国，人口也比德国少 1000

万以上。于是俾斯麦在 1887 年提出了将陆军增加 1/10，以 7 年为期的议案。帝国议会虽否决了 7 年为期的规定，但是通过了增加 1/10 兵力的要求。在这之前俾斯麦就设法与奥匈、意大利签订了同盟条约，“三国同盟”已存在 5

年之久了。在 1887 年扩大陆军的同时，他又与俄国签订了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在大陆上针对法国而推行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他要维护帝国安全和提高帝国地位的目的达到了。

不难看出，俾斯麦的对外政策主要地是一种“大陆政策”。他的眼光囿于同欧洲几个大国的周旋。但是，这使得正在崛起的工业界和商界感到不满足。这些世界市场中的后来者和暴发户，要求德国也走上殖民大国的道路。大商业公司仿效当年英、法的做法，以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殖民扩张，到 1884

—1885 年已占领了非洲的多哥、喀麦隆、安格拉·佩昆纳（今纳米比亚）和德属东非（今坦噶尼喀），在南太平洋上占领了马绍尔群岛和新几内亚（伊利安岛北部）。这些是德国最早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对此，俾斯麦反应冷淡。他暂时还不想让新建的帝国卷入大的国际冲突中去，而只将活动限于欧洲大陆。因此，他只是对占有殖民地的各个公司提供了国家保护，并未直接将殖民地收归国家管理。这种保留态度同德国资产阶级的要求是有矛盾的。

到 19 世纪 90 年代来临之时，俾斯麦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显得过时了。1890

年 3 月俾斯麦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两年前刚刚即位的新皇帝威廉二世提出了辞呈。这是因为：

首先，在 70—80 年代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90 年代首先在普鲁士出现了“建立企业狂”，新企业大批涌现，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经济空前繁荣。工业发展造成的城市工业人口的迅猛增长以及公民素质的提高，在政治上要求更为民主的气氛。俾斯麦那种僵硬的带专制色彩的政策日益不得人心了。

其次，随着工业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壮大。而且，经过反对《非常法》斗争的“英雄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他们在议会选举斗争中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取得的选票和议会席位直线上升。1890 年它已是拥有近百万成员、约 400 万选民的大党。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上享有较大声望，它的议会党团在帝国议会中也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是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反映，俾斯麦的高压政策是无法阻挡的。

再其次，实力增强了的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与工业资本日趋结合的金融界即银行家们，要求改变僵硬的政策，希望以更多的温和色彩保持政治局势的稳定，以利取得更好的投资环境。在 1889 年鲁尔区 10 万矿工大罢工之后， 他们的这种要求就更强烈了。1890 年初当帝国议会讨论是否延长施行《非常

法》时，代表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党和占多数的其他议员，否决了延长这个法令的主张。俾斯麦的重要社会支柱容克，此时也有了变化。自 70 年代晚期德国变成粮食进口国之后，容克的地位就发生了动摇。对比较廉价的进口粮食更感兴趣、更加依赖的工业界，已不再象以往那样唯容克的马首是瞻。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中拼凑的右翼各政党的“政党联盟”，已不能稳定地控制多数，并随着《非常法》被否决而瓦解了。此外，资产阶级对俾斯麦不积极推行殖民帝国政策也是不满的。

最后，1888 年即位的新皇帝威廉二世年轻气盛，好大喜功，还在作皇太子时便不满于乃父和俾斯麦的政策。他要求对内适当宽和，对外积极扩张， 明确表示希望废除《非常法》。皇帝对老首相独断专行表现出来的挑战态度， 是俾斯麦递交辞呈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总是愈益难以维持下去的。这一点就连最高统治者皇帝本人也开始有了某种模糊的认识。于是，出现了所谓威廉二世的“新方针”。新任的首相卡普里维确实也实行了一些较为温和的自由主义政策，如颁布了女工工作日不得超过 11 小

时，星期日休息，不准招收 13 岁以下的童工等社会立法。

然而，这种自由主义的尝试持续的时间很短。对于“亲政”非常热衷的青年皇帝要君临天下，独揽大权，决不肯放弃专制主义的传统。而他的“新方针”却在帝国议会引起了某种程度的对议会民主制的追求。各政党活跃起来，要发挥类似英、法民主制国家中议会所起的那种作用。这是皇帝和效忠普鲁士精神的大臣们难以容忍的。威廉二世于 1894 年在一次演说中公开号召：“为了宗教，为了道义和稳固的秩序，反对那些破坏性的政党”。在这一年任命的新首相霍亨洛埃，秉承皇帝的意旨，取缔一些工人组织，限制言论自由，废除了不少劳动立法。专制主义又重新抬头。

90 年代的德国统治者更感兴趣的是跳出俾斯麦欧洲主义的圈子，向世界扩张。对外贸易、海上力量和国际舞台的地位，成为德国当权者治国与决策的支配原则。因此，他们倾全力建立自己强大的海军。这是俾斯麦一贯不赞成的。建立强大海军的方案于 1897 年在帝国议会上被否决。进步的党派反对因此而加重社会负担，保守党则更看重土地和农业，对此十分淡漠。计划受阻后，威廉二世开始调整内阁，分别将力主海上扩张的比洛和提尔皮茨海军上将任命为外交大臣和海军大臣。提尔皮茨不负皇命，迅速推行了建立强大海军的政策，并因此引起帝国议会的多次大辩论。

在舆论上，对扩张主义的主张是有利的。这主要是工业界的舆论和受到民族沙文主义宣传影响的那些普通公民的意向。得到有关工业部门支持的“海军协会”，作为非官方的社会团体，拥有的会员达 50 万人之多。还有“殖民协会”、“国防协会”之类。它们的宣传鼓动和各种集会在煽动沙文主义、海外扩张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这种喧嚣当中，1891 年即已成立、人数不足两万的“泛德意志联盟”，发挥的能量最大。它支配着一批右翼的议员，影响着不少大学教授，还在官僚队伍和商界里拥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在“泛德意志联盟”的大杂烩式的宣传中，有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征服世界的狂想、为“大众”谋利的扭曲了的社会主义说教⋯⋯从中不难看出后来纳粹主义先兆的阴影。

1900 年成为首相的比洛和 1909 年起作为他的继任者的霍尔威克，在较大程度上是循着上述舆论执政的。于是，德国走上了专制主义与军国主义混

杂交错的发展道路。海军部和陆军总参谋部相结合，成为实际上与内阁平起平坐的机构，大权在握。军舰建造的速度加快了，而且日益大型化。比洛在就任首相前夕就以外交大臣身份提出：“如果我们没有巨大的威力，没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就不能得到幸福”。总参谋长施里芬从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就已开始拟定在欧洲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具体方案。20 世纪初以国家干预为杠杆，德国日渐走上战时经济的轨道。主持这个经济计划化工作的拉特垴是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埃米尔之子，本人至少已是 68 家企业公司的董事。德国的军国主义道路同德国工业界的经济利益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专制主义的倾向明显加强了。威廉二世周围的人公开把帝国议会称为“清

谈馆”，加以蔑视。大大小小的军官们都在力图通过各种关系同大官僚及各类门阀建立联系。广大工人受到了类似新兵那样的粗暴的对待。甚至一些垄断组织也具有专制的特征。煤炭大王基尔道夫在竭力摧残来因区的工会组织。钢铁和军火大王克虏伯以家长制的原则管理他的公司。萨尔煤矿的主人施杜姆-哈贝格号称“王爷”，甚至矿工结婚都要经过他的同意。德国越来越象个大的军营了。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显示出来的组织程度最高的特征，就是依靠这种专制主义手段造成的。在大战前日耳曼民族优越感和反犹太主义的喧闹声中，这种专制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遮掩了，因而得势于一时。

德国的对外扩张活动也大大加强了。1897 年它占领中国胶州湾，又攫取了修建胶济铁路和在胶东半岛采矿的权利。1899 年在太平洋上它又占领了萨摩亚等岛屿。1900 年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活动。1905 和 1911 年， 德国同法国在北非争夺殖民地，两次发生“摩洛哥危机”。

为了“向东方推进”，特别是同英国角逐，德国使土耳其同意了它的修建巴格达铁路的计划，这就是 1903 年签约后开始动工的“三 B”铁路。它把柏林、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巴格达连接起来，使德国有可能既控制土耳其，又将势力深入中东地区，而且对英国在埃及和印度的统治构成陆地上的威胁。

威廉二世及其大臣们的政策，是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侵略扩张要求同普鲁士专制主义、军国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政策将德国推上了战争的道路，而且成为挑起战争的首要元凶。德意志的专制主义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有利的局势和环境，并以传统色彩的高度组织性赋予工业生产以很高的劳动效率。但是，它那违背历史潮流的政治僵硬的特点，严重阻碍了民主化的进程，甚至成为沙义主义、反犹太主义、黩武精神等等的渊薮。究其根源，全在于封建专制残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