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二国际的后期活动

第二国际后期（1900—1914 年）活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待伯恩施坦主义问题、1905 年俄国革命问题、军国主义威胁和殖民地政策问题。第二国际后期的几次代表大会曾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900 年 9 月，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有 21 个国家的 791 名代表出席。会议议程包括国际劳工立法、争取普选权、反对军国主义、殖民政策等 12 项。但最主要的是关于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实际上争论的是米勒兰入阁问题。

第二国际巴黎大会在辩论米勒兰入阁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不同意见。德国的伯恩施坦、福尔马尔、奥艾尔等支持米勒兰入阁的行动。伯恩施坦撰文说，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步”。奥艾尔说：“我们还没有进到这一步，但是我们会很快达到这一步。”比利时的安塞尔说，这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肯定有好处”。饶勒斯指出，在进行民主改革和保卫共和国的斗争中，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左翼激进派合作是必要的。社会主义者加入内阁是无产阶级势力壮大的表现，也有利于维护工人的利益。盖德、瓦扬等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入阁。在第二国际中他们也是左翼反入阁派的主要代

表。盖德在大会上指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不能同时既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部长，又做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别无出路”。盖德的主张还得到卢森堡等的支持。第二国际的多数领袖采取中间的立场。根据委员会多数的委托，考茨基提出了一个折中性的决议草案。决议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这种冒险的尝试，那么，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上不应对此发表意见。”会议通过了考茨基的议案。由于这个决议照顾到了各方面的意见，被意大利社会党人费里称为“橡皮性决议”。

这次大会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大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的军国主义政策和殖民政策。

大会另一重要决定是成立第二国际的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又名国际执行局）。它并不是领导机构，而是一个通讯和统计的中心组织，由各国党各推两名代表组成，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处，并选出一名专职的总书记。国际局和书记处设在布鲁塞尔。比利时工人党创始人王得威尔德担任社会党国际局主席（直至第二国际瓦解）；比利时工党的另两名领导人谢尔维和胡斯曼先后担任总书记。

巴黎大会上对待米勒兰事件上的三种不同立场逐渐在第二国际中形成三派力量。反入阁的左派代表人物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右派包括伯恩施坦派、法国的入阁派、英国的工党分子；中派主要是考茨基、麦克唐纳等。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得威尔德及其他领导人以中派面目出现但倾向右派。

1904 年 8 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召开了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有

25 个国家的 483 名代表出席。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亚洲、大洋洲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第一次出席了国际代表大会。大会就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问题展开辩论，实际上又争论了米勒兰主义问题。最后根据德国党德累斯顿决议的精神，通过了带有谴责修正主义内容的议案。

在讨论中涉及到一些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分裂现象，大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实现统一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集中无产阶级力量与资产阶级相对抗，要求各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大会还讨论了殖民政策问题。最后通过的决议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详细规定了社会党人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任务，宣布了争取殖民地完全解放的目标，但也掺杂了一些错误内容。

1905 年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国际无产阶级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经验。在如何对待俄国革命的问题上，第二国际各国党的领导人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俄国革命是“纯俄罗斯事件”，武装起义是“俄国封建落后的象征。”对于俄国革命在实践中提出的重要问题，诸如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即工农联盟问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问题等，他们都持轻蔑的态度，根本不去研究。他们不但反对政治总罢工，甚至连一般罢工也不去领导，单纯搞议会活动，完全限于合法主义。这样，1905 年革命后，第二国际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了。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形成，战争危机日益迫近。如何对待

战争的问题，成为第二国际后期几次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

1907 年 8 月第二国际在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举行代表大会，共有五大洲

25 个国家的 884 名代表参加。这是第二国际成立以来最有广泛代表性的一次大会，列宁第一次率领俄国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参加大会。

大会中心议题是如何对待国际冲突问题，列宁和卢森堡参加了讨论该问题的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有四个，一个是由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提出的，其余三个都是由法国代表团各派提出的（爱尔威提案，法国社会党多数派饶勒斯、瓦扬提案，法国社会党少数派盖德提案）。从革命派观点来看，这些提案都不太令人满意。倍倍尔是第二国际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他的提案包含一些正确观点，但是也有缺点。列宁同卢森堡一起对倍倍尔的提案提出了修正案。列宁同倍倍尔进行多次协商，征得了他的同意。修正案首先删去了关于防御战的段落，并从当前可能爆发的战争将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前提出发，明确指出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必须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应当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战争终于爆发，必须“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这一修正为无产阶级指出了用社会主义革命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行动方针。大会最后通过了倍倍尔的决议草案和列宁、卢森堡的修正案。

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辩论，是上次代表大会的继续。由荷兰代表万—科尔向委员会提出的草案竟然宣称：“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辩论持续了三天，德、英、法、比、意等国党内都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考茨基批判说，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一概念本身就有逻辑上的矛盾，因为任何殖民政策都是外来统治，因而它否认各国人民有权享有自由和独立。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同样也是外来统治，是一种建筑在暴力和压迫基础上的好心好意的专制政权。大会最后通过委员会少数派的修正案，实际上否定了万—科尔提案的主要之点。

关于党和工会关系问题，在讨论中形成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德国工会代表列金和俄国代表普列汉诺夫强调工会的特殊任务，主张工会对党保持中立，反对接受党的领导，反对“把政治分歧带到工会中去”。左派主张党与工会保持密切联系，党应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由于列宁等左派的坚持，委员会决议指出党同工会必须保持密切联系，否定了在欧洲工运中流行的工会中文的传统观点。

斯图加特大会是第二国际后期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议对动员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重要意义。

斯图加特大会之后，国际上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也日益加深。在这几年，第二国际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即 1910 年的

哥本哈根大会和 1912 年的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因为巴塞尔大会是专门讨论制止战争问题的，又是第二国际的最后一次大会，所以更为重要。大会唯一的议程就是讨论国际形势和反战统一行动问题。各国代表在发言中一致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大会最后通过了《国际局势和反战统一行动》宣言，史称巴塞尔宣言。

宣言充分估计了国际局势的严重性，“欧洲各大国人民随时都有可能互相残杀”。指出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呼吁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党人联合起来，运用一切手段制止战争。同时警告各国统治者：“普法战争引起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日俄战争唤起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如果各国政府定要将战争恶魔放纵出来，那么全欧洲无产阶级将采取“极端行动”，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列宁认为巴塞尔宣言“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①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和巴塞尔宣言，给各国工人指出了正确的斗争方向。可是，战争前夕，第二国际和各主要社会党的领导没有认真执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反战运动，而是推行了机会主义政策。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面临严峻考

验。自从 6 月 28 日萨拉热窝事件后，大战迫在眉睫。德国社会民主党蔡特金等左派领袖号召工人群众行动起来制止战争灾祸。法国社会党有威望的领袖饶勒斯，为了制止战争维护和平进行了忘我的斗争，7 月 31 日惨遭沙文主义者杀害。但是，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的领袖们在危机面前表现软弱无力，甚至背弃巴塞尔宣言的革命原则，转到了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方面。

在国际中影响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成了一个坏榜样。8 月 4 日帝国议会表决军事拨款时，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一致投票赞成。党的主席胡果·阿哈兹代表议会党团宣读了赞同军事拨款的声明。声明以专制俄国的入侵为借口，说为了“保卫祖国的文明与独立，我们不能在危急关头把祖国置之不顾。”德国工会的机会主义领袖早在 8 月 2 日就通过了禁止一切罢工的决议，号召工人在战争中支持政府。

8 月 4 日，法国社会党也在议会里一致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拨款，并且

声明“我们的义务是保卫爱好和平的共和制法兰西的完整与独立”。8 月 26 日，盖德和桑巴加入政府，分别担任不管部长和公共工程部长。工会领导人也号召工人“保卫祖国”。

比利时工人党在 8 月 3 日发出通知，要工人停止反战斗争，决定支持政府的军事预算。工人党领袖、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得威尔德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任司法部长。

英国工党议会党团也于 8 月 6 日投票支持政府的战争预算。工党主席汉德森参加政府，任教育大臣、不管部大臣。英国社会党领袖海德门发表文章呼吁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因政府解散了国会，没有可能投票支持军事拨款，但他们通过党报积极宣传保卫祖国，为政府的战争政策辩解。

其他国家一些社会民主党的著名领导人也都转到政府一边，支持战争政策。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意大利的比索拉蒂、瑞典的布兰亭、丹麦的陶宁格，美国的伯尔格等，都变成社会沙文主义者。战前曾多次鼓吹以反战总罢工来对付一切战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如法国的爱尔威、法国劳动总同盟书记茹奥等，也都成为护国主义者了。

战前以“正统”自居的中派，这时则大都成为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如德国的考茨基，法国的龙格，奥地利的阿德勒，意大利的屠拉蒂，英国的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15 页。

麦克唐纳，俄国的齐赫泽、马尔托夫等。他们拒绝投票支持政府的军事拨款，但是又承认社会党人在战争中“保卫祖国”是合理的；他们主张实现世界和平，但又宣传无产阶级革命不合时宜，反对群众革命斗争。

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集团。列宁指出：“第二国际（1889—1914 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①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国际在大战中已经无法活动，只是交战双方的社会党各自开会。只有列宁团结各国社会党左派举行了几次国际会议。十月革命后，在 1919 年 3 月 2 日建立了

第三国际。原来第二国际的一些领导人于 1920 年 7 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残缺不全的“代表大会”，企图重建在战争中破产的国际但未成功。这算是第二国际最后的会议了。

① 《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2 页。